原標題：處長亂改年齡罷了，部長竟也造假 　

　　撰文|海陽

　　湖北干部洪永旺近期連續兩次上頭條，前一次是因為“生于1984年”的他有望成為最年輕的縣級市長，后一次則是被舉報“不是生于1984年”。

　　經湖北組織部門調查，洪永旺生于1982年，他曾借用別人學籍復讀初三考高中，出生年齡隨之改為1984年。正是由于這次改小年齡又沒有向組織報告，他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中止市長提名。

　　正處級的洪永旺改年齡是為了上學，副部級的陳雪楓篡改年齡又是為何呢？6月2日傍晚，中紀委發布消息，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陽市委原書記陳雪楓被雙開，其中提到他為謀求職務升遷在民主推薦中拉票，篡改年齡。

　　年齡出問題的部級高官，陳雪楓并不是第一個。2015年7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栗智也被通報 “檔案造假，向組織隱瞞本人真實年齡”。

　　在年齡上做手腳管用么？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此前曾作過介紹，在體制內工作，年齡大小往往意味著資歷深淺，是一個特殊的升遷符號。尤其在片面強調以某一標準一刀切的時候，年齡往往還會成為突出重圍的決定性因素。

　　比如說考慮到班子的年齡結構，需要配備一到兩名相對年輕的干部時，常會用出生年月來劃一道坎；比如說打破原崗位職級限制，集中選派一批某某年齡以下的干部到基層任職；比如有些特殊崗位，只有某個年齡段之間的干部才能干，超齡了就要轉崗。在這些情形中，能不能“上車”的一個關鍵，就是年齡在不在設定范圍內，有的干部出生日期哪怕就差了一天，也入不了圍，結果被“同齡人”一下甩開好幾步。

　　正是摸清了這些“門道”，有些年輕干部便發揮主觀能動性，努力把自己的年齡往組織的要求上靠。

　　江西政協原副主席許愛民的女婿徐楷是個典型，據澎湃新聞報道，2008年，徐楷參加合肥團市委副書記公選，并最后成功就任。這一崗位任職資格為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徐楷在南昌大學就讀碩士期間刊發的一篇論文顯示，他出生于1978年11月。

　　一位熟悉組織工作的干部向新華網透露，徐楷通過篡改年齡才得以入圍，手段則是通過入團志愿書造假。作為檔案中較早的材料，入團志愿書是認定干部年齡、工齡、黨齡的重要依據。“提供一份虛假入團志愿書再經過組織認定，就等于把虛假的年齡合法化了。”

　　年輕干部改年齡為了“快上”，而一些老資格的干部改年齡則是為了“不下”。已落馬的四川音樂學院黨委書記柴永柏就是如此，他在學院作風蠻橫，以致學院被教職員工戲稱為“柴家大院”。新華網曾報道稱，柴曾多次篡改自己的年齡，以延遲退休時間，他的出生日期有多個版本，有1956年，1954年還有1952年。

　　中紀委刊發的《干部檔案造假當絕》一文指出：一直以來，干部人事檔案造假現象并不少見，在檔案中修改年齡、增刪履歷，將背景材料整體“洗白”，已然成為一些地方的“潛規則”，“三齡、二歷、一身份”(年齡、工齡、黨齡，學歷、工作經歷，干部身份)是干部人事檔案造假的多發環節。在關于中央巡視的整改通報中，眾多省份均提及整治干部檔案造假。

　　從現實效果上說：檔案造假有機會 “掙面子、占位子、圖帽子、撈票子”，而往深了說，違規操作的成本并不高，有時即使造假行為被曝光，相關人員受到的也只是批評、記過等“無關痛癢”的處分，以至于有的干部因故修改年齡也長期不向組織報告，直到真出了問題才“認倒霉”，其中的僥幸心理莫不是因為這么做收益高，風險小。如此一來，造假之風便甚囂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