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縣80后作者張成的詩集《小村人物》由珠海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該書由湖北省文聯退休編審、原《今古傳奇》主編羅維揚整理編輯，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評論家劉繼明作序，全書萃選了作者近年來創作的詩歌作品200余首，約5000余行，為作者的首部詩歌作品集。
　　張成1987年12月出生于竹山寶豐， 13歲時因病輟學，同年開始創作并發表作品，至今已發表小說、散文、詩歌、故事等三百余篇（首），六十多萬字。2009年10月，其首部中短篇小說集《山的那一頭》入圍由中央文明辦、文化部、中國作家協會等六部委舉辦的“百位農民作家、百部農民作品”叢書行列，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發行。2010年，其中短篇小說集《絕密行動》由珠海出版社出版發行。2003年以來，作者創作并發表了大量詩歌作品，作品曾散見于《詩潮》、《綠風》等雜志，《小村人物》為作者的詩歌作品精選集。
　　8月中旬，羅維揚、張成曾攜該詩集樣書參加了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第三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在詩歌節上，該詩集受到了包括中國詩人北島、馬其頓詩人柳博斯科·扎哈列夫、貝寧詩人霍蘭.阿德坎比等國內外著名詩人的好評。湖北省文聯文學藝術院已專門致函湖北省新聞出版局農家書屋辦公室，推薦將該書列入農家書屋采購項目，面向全省農村地區推介。（羅偉）

                             《小村人物》封面
　　
    編者的話 ◎羅維揚
　　2011年3月30日媒體報道：第三屆“魯迅青少年文學獎”的啟動儀式上，主辦方拋出了一個疑問：為什么來自全國的幾十萬篇來稿中竟然沒有詩歌？難道，當下的青少年已經不寫詩不愛詩嗎？是什么原因讓這些曾經作為詩歌最主要受眾和擁躉的青少年與詩歌“絕緣”了？
　　張成似乎是個例外，從十三歲到二十四歲的今年，他一直是愛詩并寫詩的。他宣告：“我相信再世俗的生活也有詩”。他能寫點舊體詩，這本書卻是他最近四年來新詩的選集，長長短短近兩百首。
　　他繼承和發揚著“五四”以來的新詩傳統，尤其喜歡讀何其芳和舒婷，也讀普希金和彭斯。他寫各種味道的詩，有土腥氣的，有茶葉味兒的，有咖啡味兒的，有奶油味兒的，還有五味雜陳的怪味。味兒是不好形容的，只能嘗到了才說“味道好極了！”
　　張成沒有城市戶口，只好稱他農民；他不會種地，卻在深圳、武漢打過幾年工，現在仍在家鄉打工，做文字工作，也只能叫他農民工。他的詩抒寫農民和農村，還對城市、對民族、對世界和宇宙有所感慨，對現實對歷史有所觀照，更有自身情懷的抒發，愛情的詠嘆。
　　但愿這本書的出版，能引起魯迅文學獎評委們的注意：在秦巴山脈的旮旯里，有位“八零后”的未名詩人在耕耘，在收獲：它不是梨花體，也不是羊羔體，而是張成的詩。
　　讀張成的詩，有的像吸面條，有的像吮橄欖，有的像吃核桃，要砸開外殼，掏取內仁，細嚼慢咽其意象和詩意。
 2011年6月21日
　　張成的詩 （代序）
　　◎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劉繼明
　　老作家羅維揚先生向我鄭重推薦張成其人其文，并請我為張成的詩集寫一篇“序”。我一向覺得“寫序”應該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輩干的活兒，且自認為尚不具備這樣的資歷，所以過去每逢遇到類似的要求，總是婉言拒絕，可能得罪了一些朋友。這次也不例外。但羅維揚先生第二次提起此事時說：“等你了解張成的經歷和作品之后，也許覺得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正是這句話，讓我心有所動，并最終把“活兒”接下來了。
　　我很快收到了羅維揚先生發來的張成詩集電子文檔以及他為張成小說集《山的那一頭》寫的序。在“序”中，羅維揚先生詳細介紹了他認識張成的經過，還有他對張成作品的具體分析和評價。認為張成的作品“并不土氣，他的先鋒性質，不同于一般80后的時髦，或前衛，他也沒有所謂的小資情調。張成作品的純凈，凄美，空靈，反映社會生活也有一定的廣度和深度”，并說，“劉紹棠十三歲發表作品，被稱為‘神童’，張成也是十三歲發表作品的，我姑且稱他一回天才。”羅維揚先生從發現到不遺余力地扶持和鼓勵張成的過程令我感動，但更令人感動的是張成作為一個農村青年，從小身患疑難病癥，身處艱苦環境酷愛文學并堅持寫作的經歷和精神。在瀏覽張成詩集，讀了羅維揚先生隨后又發來的張成部分小說之后，我覺得他的評價毫不夸張，也覺得張成是一個天資不凡的青年。“天才，且不幸，就更增加一份沉甸甸的分量了。”
　　我已很長時間不寫詩，也很少讀詩了。這些年來，詩壇潮起潮落，論爭不斷，詩歌觀念也在日新月異地變化更新著。但無論藝術形式上怎么變化，詩歌的一些基本品質和傳統如“詩言志”和“興觀群怨”等等，恐怕是永遠無法“更新”掉的。
    讀張成的詩，給我最強烈的一個感覺，就是詩歌和人的內心生活及所處時代的隱密聯系。我梳理了一下，張成的詩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一是書寫個人心跡、感物傷懷的，探問生命意義的如《深入一片藍》、《白鳥》、《夜鳥》、《玻璃之外》等，其中長詩《堵河之上·藍色月亮》為難得的佳作，其對于世間萬物和生命真諦的問詢達到了超出張成年齡的高度和廣度，藝術上也情理交融、張弛有度、頗得屈原《天問》之精髓；二是狀寫鄉村人物風俗的，如組詩《小村人物》，這一類作品大都短小精悍，近似于工筆素描，寥寥幾筆便能將筆下人物的性格、命運傳神地刻畫出來，十分生動；三是描寫青春和愛情的，如組詩《思念及懷念·致穎》，抒寫少年情思，筆觸委婉幽微，尤其因作者身染疾患的特殊經驗，傳達出的情感便更加讓人刻骨銘心，其中某些篇什如《命中的月亮》、《到你的聲音里取暖》等，即使放在一流的愛情詩中，也堪稱佳品；四是針砭時事、諷喻現實的，如組詩《小姐》，將青春和生命遭受的的扭曲植入殘酷的現實境遇之中，憂憤和嘆惜、抒情與現實匯于一體，具有一種強烈的警世力量。
　　張成的詩歌（包括小說）將自身特殊體驗與人生感悟、現實關懷融會貫通，超越了許多同時代人的局限（如某些80后、90后作家熱衷的語言游戲、虛擬生活、撒嬌和玩世心態），思想視野較為寬廣，具備了向上生長和向內掘進的力量。再加上張成對語言的超常敏感和悟性，對各種藝術方法的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使他的寫作達到了一種令人注目的境界。
　　由此，我想到一個帶有普遍性的文學現象：不少身患疾病甚至殘疾的人，一旦拿起筆來創作時，他們對藝術和生命的執著探尋和獨特表現，往往超出許多“正常人”所能抵達的深度。這一點，中外文學史上不乏經典例證，如卡夫卡、普魯斯特和史鐵生等等，其中的原因實在值得文學評論家們去認真研究。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寫過一本《疾病的隱喻》，探討的就是疾病與藝術和社會人生的秘密聯系。
　　張成的人生閱歷和寫作成績，不僅是一個特殊的個案，而且在日益商業化、粗鄙化、功利化和娛樂化的當代背景下，對文學如何從個人和現實出發，捍衛生命的尊嚴，提升人的品質等等問題，做出了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