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裕從，男，1935 年12 月出生，湖北武漢人。1953 年畢業于湖北省實驗中學，1957 年畢業于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特級教歷，歷史學教授，曾任竹山一中校長、十堰教育學院院長，終身享受國務院津貼專家。除從事中等和高等學校教學工作之外，還潛心研究中國古代史和十堰地方文史，有數十部著作問世。
編者按：匡裕從先生是從我縣走出的知名歷史學家、教育家，在竹山工作、生活二十余年，視竹山為第二故鄉。在其八十大壽之際，完成回憶錄《雪泥鴻爪》，深情回顧了在竹山的歲月，文字簡約生動，記事客觀翔實，是我縣珍貴的親歷史料。現選編其部分內容，以饗讀者。一
1957 年夏，我帶著不平、不滿又無可奈何的心情及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愧疚回到武漢。（此前記述作者因在反右運動中偶然誤會，錯失留東北師范大學任教機會。編者注）見到父母，他們悲憤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但卻一句譴責的話也沒有說，只要我不要想那么多。母親還輕輕地說了一句：“到鍋里的鴨子飛了”，這大概是說本應有好的前程，現在不可能有了。與父母的交談中，再一次使我深深地體會到家庭的溫暖以及“家庭是游子避風港”那句名言。
湖北省教育廳當時在武昌中華路一幢樓房里，報到之后我就在廳的招待所住了下來，等待分配。這里離下輪渡的漢陽門很近，距母校實驗中學也不遠，讀高中時每周回家都從它門前經過，這里的環境我非常熟悉。但當時的心情很糟，加之分到哪里前途未卜，所以沒有一點舊地重游的興趣，就連近在咫尺的母校，也未回去看看那漂亮的紅石大道及高高聳立的“惟楚有才”的牌樓，只成天呆在房間里，看看書報。一天，中學時教體育的姚老師（他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體育系）闖了進來，他說：“我調到新成立的武漢體育學院了，知道今年畢業的大學生正在分配，我是來找廳領導要人的。”接著就說：“你到我們學校去工作吧！”我苦苦一笑回答道：“不可能，我是學歷史的，到你們那里我能教什么？”他哈哈一笑說：“你可以去教政治理論課《中國革命史》，就這么定了，走，我們去辦手續。”聽他這樣說，我就知道，他肯定在體院當領導有相當的權力，如果能借助他的力量，到體育學院去教書，也算不錯了。
我說：“姚老師，您先別急，聽我把情況說清楚以后再說。”于是我簡要地把中“陽謀”的情況說了一遍。他睜著大大的眼睛聽我說完之后，連說了兩聲：“可惜！可惜！”我不知道他這兩聲“可惜”是什么意思，是因為他了解我的過去，而落到這步田地“可惜”，還是為學院不能要我去“可惜”？兩者兼而有之就是“惋惜”了。
我接著說：“姚老師，像我這種情況，別說不會分到高校，就是留到武漢的可能性也很小，大約會分到鄂西南或鄂西北的大山區去。”他沉默了一會說：“匡裕從呀匡裕從，以你在實驗中學做團干時的表現，落得現在這種結果，是誰也不會相信的，但有什么辦法呢？”兩人相對而坐，唏噓良久后，黯然分手。
二
果然被我言中。兩天后人事處的人通知我分到襄陽專區，至于分到哪個縣，聽襄陽專區安排。那時，似乎還沒有大中專畢業生分配辦公室這樣的機構，記得是向專區教育科（局）報到
車過十堰，我印象里就是沙土公路邊的兩間小房子，所謂“街”，大約不足百米，點綴著兩三個賣雜物的小店。與今天的十堰相比，說它有天地之別，似乎都不夠準確。過了白河進入界嶺，山高坡陡，彎曲狹窄，到頂峰，有一塊湖北與陜西分界的標牌，左側有一塊石碑，說明此老白公路，修于抗日戰爭之時，設計者為工程師李某。李某此人想來早已作古，但他留下的業績，前無古人，給他樹碑立傳，完全應該。下了界嶺就到了湖北竹山縣，晚上歇宿得勝鋪，由李科長出面，接洽挑夫進城之事。此地距竹山縣城尚有180 里，我的行李有3 件，鋪蓋卷、皮箱和一個小提琴盒子，挑夫以百里百斤3.60 元談定搬運費。
第二天一早就踏上了去縣城之路。所謂“路”，也就是鄉間小道，只稍微寬一點而已，那時到縣城還沒有公路。步行180 里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考驗。我問科長要走幾天？他說兩天大
三
我隨著小柯穿過一條大街，走過一個廣場，就來到竹山一中的大門口，抬頭一看，一座高大的石碑坊，上面雕著花草禽獸，均極精美，共有3 層（節），第一層昂首朝天，孺子學生追求進取向上的寓意極為明顯；第二層正中是顏體石刻的“儒星門”3 個大字，兩側則布置著精巧的石雕，圍繞著儒星門，象征著對士子的贊揚和期盼；第三層是正門，上面有竹山縣第一中學幾個大字，寫得有模有樣，不知出于誰的手筆。大門兩側，各有兩個大型石輪，使整個石碑坊顯得穩重、威嚴。大石輪之前左右各一個巨大的石獅，雄壯威武，雙眼炯炯有神，正視前方。尤其是石獅設計造型，有意抬高了石底座，使石獅顯得高大，更彰顯了它強大的威力，似乎在告誡過往行人，此系莊嚴的學府重地，是造就國家人才之處所，等閑不得輕易入內，更不得將污垢、邪惡傳入其中。
現在我只好按照既成的事實記述了。進到后院是長方形的青石鋪就的場子，長約50 米寬約20 米，這不僅是士子們集會的場所，更是中了功名之后舉行儀式和歡慶之處。石場兩側，各有東西廂房數間，則是生員寄宿之處。再往后就是大成殿（文廟），從石頭場到大成殿，必須要上六步臺階，以表示參拜孔子的鄭重。大成殿分上、下兩層，重檐嵌山式，陶制龍云紋筒脊，面蓋無釉陶質筒瓦，整個建筑雄偉壯觀。大廳一根正梁上還寫有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 年）進士楊XX 重建（據查大成殿始建于明正統十三年，即公元1448 年）的字樣。
看見保存如此完整的系列文廟建筑，內心十分感動，分到了這樣一個很有文化底蘊的縣里工作，認為不錯。可惜，我到一中看到的這一切，除了一個孤立的大成殿之外，石獅、石牌坊、石大門、月宮池、狀元橋、石場子等一切的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一掃而光，蕩然無存。
四
當時，竹山一中的校長吳XX，是縣政府負責人之一，不知什么原因，已免職，不在學校，我在一中二十多年里，也從未見過此人。管事的副校長胡榮茂，與我的年紀差不多，接待我時
教漢語使我受益匪淺，直到如今我寫文章都還是很注意語法，并以為文章中如果有語法錯誤，這是“硬傷”，不能容忍。我的許多學生至今見面還說到那時學的句子成分、修辭邏輯等很有用。作家老芨（本名江達，已發表文學作品近十部）也多次在我面前說到漢語課的好處，并說很想買到一本當時使用的漢語教材。他當時不僅漢語課學得好，其他各科也學得很好，大約因為政治原因，未能進一步升學深造。
這年寒假，全縣中小學教師集中到縣城，開展整風反右。我既有前車之覆，又有后車之鑒，豈會再中“ 陽謀”，進入轂中。我開會不發言，看大字報不發表評論，串聯找到我，我不參加，有時也奉命在會上做記錄，但這種情況極少，顯然是不信任我，怕我在記錄中夾入“私貨”。反右結束后，一中教師的元氣大傷，語文教師除一兩個之外，幾乎都成了右派。體育教師方慶鼎，因與我接近，常在一起打乒乓球，也被劃為右派。后來有人隱隱約約地告訴我，始作俑者是誰，但我無法也不必確定。處理時鑒于他年輕，沒去勞動教養，仍留校任教，但我對他卻一直懷著內疚之情。
我認為，反右擴大化，教育界是重災區，大、中、小學教師，不少人被“陽謀”擊中。除了他們本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之外，對學校和教育事業，都造成重大影響。當然從對全局的影響看，這還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但也不能忽視。后來，我又改教語文、物理，缺俄語教師時，又完全讓我教俄語，當時一周要上課多達22 學時。學校成立高中之后，讓我教本行歷史，每周兩學時，所以我的精力主要放在俄語上。無論教什么課，我對自己的教學是自信的，學生反映也普遍較好。當時，流傳著一句話：“一堂課，對穿過”，意思是說一個老師，只要上一堂課，就能看出老師水平的高低，似乎還很符合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論斷。我至今還敢說，我講的每一堂課，都對得起學生、家長和我自己。即使教學任務繁忙，我總是擠出時間，鉆研專業知識，在燈下一坐半夜，讀資料、寫筆記、記卡片，我相信對專業知識的學習，一點一滴的積累，是過程，也是樂趣，總有發揮作用的時候。
五
從我開始，此后每年都有大學本科畢業生分到竹山縣工作。由于歷史和地理的原因，竹山較為閉塞落后，發展顯得遲緩，許多新鮮事物很少見到。例如，穿皮鞋要擦油，以保護皮革。但當時有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以至于為了避免非議，出門時，先在墻角撮一把灰，撒在鞋面上。再如，在堵河游泳，這既是鍛煉身體，也是一種享受，但當地人只會“打狗刨子”等一兩種泳姿，后來才知道有蛙泳、蝶泳、側泳、爬泳、仰泳等許多花樣，而且慢慢也推廣開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每年都有一批各種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分到竹山，總數有多少我不知道，但這一批人不僅帶去了各專業的新知識，更帶去了新的觀點和新的風氣。這批人雖戴著“臭老九”的帽子，但像臭豆腐一樣，嗅起來臭，吃起來香，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盡責盡力，還是很能辦事的，無疑對竹山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我自己邈乎小矣，不足為道，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作為他們中的一員，我必須為這個群體說幾句公道話。這一批由新中國自己培養的大學生，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和不足，但能
生活在竹山，感覺到它處在不斷的進步和發展之中。剛去時小小的縣城（我估計它只有萬人左右），封閉簡陋，無電無自來水，出門時怕引起別人的不滿，還得要注意衣著穿戴，不要標
六
1959 年8 月，我在《史學月刊》上發表了《五四時期的李大釗思想》一文，我本著對前輩的崇敬，以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即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結合當時的背景，從李大釗的文章或講話中，分析歸納總結而成，大約五千字左右，在前人分析的基礎上有所提高，自認為還有些內容和新見解，于是寄給了《史學月刊》。此前我與該刊無任何來往，也不認識該刊的任何人，誰知寄去第二月，即蒙該刊全文發表，未做任何刪改。不久就給我寄來了96 元的稿費，當時這是一筆較大的收入，是我每月生活費的3倍還多一點，我立即到書店（大街南門坎相鄰）買了幾十本書。
這一件小小的事，卻招來了無妄之災。有人以我盜用公民權為名（其實中央對中了“陽謀”的人，仍享有公民權早有規定，毛澤東也在一次講話中有所說明），組織高年級學生和全體教師對我進行批斗。我似乎很認真地帶著筆記本坐在前面，接受批斗，其實我心中知道，這必然是一場毫無結果的批判。我知道學校里真正能知道這篇文章內容和價值的人，寥寥無幾，怎樣能對其內容進行批判哩！果然批斗會毫無結果，草草收場，只是滿足了某些人整我的需要。
一兩個月以后，接到了低我兩屆的中學同學范世華的來信（她當時正從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信中說老師把你的大作《五四時期李大釗思想》，列為寫畢業論文必讀的參考材料。同樣一篇文章，在縣城的中學里受到批判，在高等學府里卻受到重視肯定，真是那個時期的咄咄怪事！
還有一件值得一記的事。批斗會結束的當晚，我正坐在宿舍里喝水休息，咚！咚！響起了敲門聲，打開門朱士舜同學走了進來，對我說：“匡老師，莫要往心里去，沒有啥子的，我們同學尊重你，支持你！”說完后又站了一會才走。過了不到五分鐘，又響起了敲門聲，官渡的朱彩俊同學來了，他也說了類似安慰我的話。剛開完斗爭會，在那樣的政治背景條件下，是冒著很大政治風險的，沒有膽識，沒有對我的感情，不敢做這樣的事。一方面，我為他們擔心，另方面，我受到莫大的安慰，更使我感觸良多。
我在竹山前前后后，城里鄉下教了二十多年書，學生都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我與學生的關系十分融洽，學生尊敬我，我也十分喜愛他們，究其原因我以為有這樣幾點，第一，必須用正確態度對待學生，師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絕不能以為學生低教師一等，教師可以高高在上，指使學生做這做那，更不能謾罵學生，動不動就把學生訓一氣；第二，教師必須在業務上有過
記得一次在五堰街頭，一輛車子突然停在我面前，下來一個人向我敬禮，并立馬從身上掏出錢來，要還給我。我當即愣住了，他說他叫郭光明，當年家里窮，參軍時沒有錢是我借給他的，現在還給我，我理所當然地沒有收。區區一件小事，他一直心懷感激地記在心間，當教師的能不感動嗎？1958 年夏，學校辦起高中，我一直教他們的歷史，1961 年參加高考，臨入考場之前，我把他們召集到后面核桃樹下，就重點問題（實際上我猜的題）又給他們反復叮囑了一遍。這是竹山一中第一屆高中畢業生，當時有20 多人被高校錄取，其中朱士范被湖北財經政法學院（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律系錄取。進校后第一個星期天，他連武漢東南西北都還沒有搞清楚，硬是從武昌找到我們家中，去看望我的父母，并對他們說，我能考入大學，匡老師出了力，他猜中了70%的考題（這是他夸大了，主要是他們自己平時學得扎實），并說了許多贊揚的話。有學生如此，夫復何言！教師能不高興嗎？
七
我對竹山風土人情和社情民意的了解及認識，不少是從學生交談中得來的。一中學生來自全縣各地，能夠得到的信息量自然很大，但這些都屬“耳聞”，要有更清楚了解，還得“親見”。老實說，能真正與農民生活在一起的時間并不多，只有很少的幾條渠道接近民眾。一是家訪。寒暑假開學之前，要到學生家里走走，溝通學生家庭與學校的了解，我去得最多的是西鄉溢水、寶豐和秦古等地，文峰也去過一兩次。那時不通車，來往都是步行，一天大約只能走訪一兩個學生家。晚飯后，就是與學生家長聊天的好時間，許多風俗習慣，飲食特點，民俗遺存，趣聞瑣事…… 就這樣不知不覺地進入了腦中，用現在時興的話來說，大量草根性的東西被吸收。
一次從紅衛到護架沈發亮家，他媽見到城里老師來了，十分高興，只是說怎么沒有一個伴呢？ 這一帶“毛狗子”多，有個啥事咋辦？充滿了關切之情，隨后又用豆腐給我做了一頓飯吃。事后我才知道這叫“懶豆腐”，是用來招待貴客的。
二是帶領學生下鄉勞動。夏收夏種，秋收秋種是下鄉勞動最多的時候，下去勞動少則三天，多則一周，割麥子、挖紅薯、插秧、挖地都干過，效果如何？ 不好說。城里來的學生娃子，能干得好到哪里去。生產隊里又不好拒絕不要，只好硬著頭皮接受，安排一些對隊里收成沒有多大影響的活路。隊長和社員們私下的議論，我也聽到過，但能說什么呢？我以為不如安排在自己學校劉家山農場里勞動，還要實在些。
三是下鄉調查，寫材料。縣里曾安排我和另一個老師進駐十轉山林場，寫全國林業勞動模范陳正寬的先進事跡，縣領導們要求是寫一篇長篇通訊，如有可能再編一個劇本。那位老師是華師學中文的，接受任務時他沒有說什么，我自然更不會提出異議，好在學校教學任務已轉給了別的老師，就到十轉山扎根去吧。林場有一排瓦房，旁邊有一個偏廈是廚房，陳正寬熱情接待我們，并引我們在場部走走看看，其實就一排房子，沒有什么好看的，連一塊苗圃都沒有。整個十轉山的樹木，應該是他的主要業績所在，他卻沒有引我們去看，只說走了幾十里辛苦了，先休息吧。我們回到住處，立即商量怎么調查、怎么寫，討論半天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意見。我說：“反正沒有時間限制慢慢來吧。”又說：“長篇通訊的標題，叫《蒼松不老》。”
這是我到林場之后，看見陳正寬依然身體硬朗時想到的。第二天陳與我們談了個把小時，隨后就要一位姓陳的小伙子，帶我們去山上轉了一轉。我們就這樣在林場住了下來，實在沒有什么好寫的，那個老師要回學校，也不知他向領導說了些什么，他回場以后不幾天，領導就通知我們回城，調查也無疾而終，不了了之。后來又參加了兩三次，為領導寫講話稿而進行的調查，執筆者來之前都定好，我不必操心，跟著一起游玩，或者發表幾點無關大局的小意見。倒是后來組織寫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的材料，3 人一組，幾乎跑遍了全縣的公社，一般在公社住兩三天，就能寫出一篇材料交差。這種下鄉調查，對我來說是貼近鄉土，深入基層，了解風土民情的好機會。
正是通過這幾條渠道，使我對竹山人民的了解日益加深，竹山人民寬厚大度、善良樸實、勤勞節儉的好品質，深深感染、教育了我，我與這方土地和人民自然就建立了感情，成為我在竹山工作的另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把竹山當成第二故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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