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中國人民經過多年浴血奮戰，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結束了100多年來中國飽受帝國主義列強蹂躪的歷史，成為中華民族由衰落走向復興的重大轉折。在當年那場戰爭中，尚處于農業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抗擊的是高度工業化的帝國主義強國。在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在中國共產黨的動員、組織和領導下，中華民族四億五千萬同胞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形成了強大的人民戰爭的偉力，與日本帝國主義展開殊死搏斗，并最終取得勝利。每當重溫那段歷史，我們都會由衷地感到：人民戰爭的偉大創舉，造就了以弱勝強的戰爭奇觀。

　　人民戰爭的偉大創舉來自全民族的廣泛參與

　　抗日戰爭是100多年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中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戰爭，它與歷次反侵略戰爭的最大區別在于，首次實現了全民族的廣泛參與，形成了人民戰爭的偉大創舉。
　　自鴉片戰爭起，幾代中國人曾前仆后繼地抗擊外敵入侵，但卻始終擺脫不了屢戰屢敗的惡性循環。其中，落后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固然限制了中國抵御外侮的能力，但更致命的原因是中國始終不能發動全民族的力量去與外敵抗爭。綜觀中國近代歷史，列強哪一次不是以區區數萬人的兵力就將龐大的中國踩在腳下？中國又有哪一次聚集過全民族的力量去抵抗外來侵略？即便是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甲午戰爭，中國也不過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盡管日本帝國主義侵吞中華的野心已經暴露，但中國仍處于內戰頻發之中；盡管許多中國人意識到，貧弱的中國要想戰勝日本侵略者，非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不能成功，但卻找不到停止內戰、克服分裂的辦法。在這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把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擺在首要地位，率先舉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廣泛團結一切愛國的階級和階層，并以博大的胸襟將“西安事變”的危機變為轉機，從而解開了國共十年血戰結下的“死結”，促成了兩黨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依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實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舉國奮起，擁有了開展人民戰爭的無盡力量。毛澤東同志曾就此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08頁）正是依靠全民族的抗戰，抗日戰爭才取得最后的勝利。

　　人民戰爭的偉大創舉來自高瞻遠矚的戰爭指導

　　人民戰爭的基礎在于廣大民眾的參與，但僅此還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還要有一個符合國情的戰爭指導。在近代抵御外來侵略的歷次戰爭中，中國人的犧牲精神驚天地、泣鬼神，但收獲的卻是一次次的失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一個正確的戰爭指導，以至于帝國主義列強無須付出大的代價，就可輕易實現速戰速決的圖謀。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中國共產黨認真汲取歷史教訓，系統總結自己從事武裝斗爭的經驗，明確提出：中國抗戰不僅要堅持全面抗戰的政治路線，而且必須自覺貫徹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為此，毛澤東同志針對戰爭指導上的消極傾向和速勝主張，專門撰寫了堪稱抗戰綱領的《論持久戰》，指出：“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同上，第306頁）毛澤東同志科學分析了中日雙方的優劣短長，系統回答了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如何實施持久戰和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屬于中國，并以極富前瞻的戰略眼光，勾畫出持久抗戰發展演變的三大階段。這些符合中國國情、充滿理性光輝的持久戰思想，化解了抗戰問題上的茫然和困惑，統一了全國軍民的思想，為中國抗戰找到了一條揚長避短、持久勝敵的正確道路。
　　為了發揮人民戰爭的偉力，將戰爭引向持久戰的方向，抗戰伊始，中國共產黨就以超常的膽略，展開決定戰爭全局的謀篇造勢行動。中國共產黨深知，裝備先進的日軍企圖按自己擅長的方式，通過大兵團的正面較量迅速打敗中國。若按這種常規的戰爭方式，僅在正面與日軍作戰，中國將始終處于被動挨打的境地，持久抗戰和人民戰爭也都無從談起。毛澤東同志指出：要想取得抗戰勝利，就必須發揮中國的地理優勢，創造廣闊的戰場空間，形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敵的戰爭格局。為此，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反其道而行之，趁日軍主力專注于正面進攻之機，以“敵進我進”的反向進攻深入敵后，在日軍后方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敵后戰場的開辟是抗日戰爭的偉大創舉，是人民戰爭思想的創造性運用，也是決定抗戰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步。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的同時并存和相互支持，打開了展現人民戰爭威力的廣闊空間，構成了有利于中國的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面對這種始料不及的戰爭格局，狂妄的日軍不得不放棄速戰速決的戰略進攻，而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人民戰爭的偉大創舉來自不斷創新的戰略戰術

　　人民戰爭的偉大創舉，不僅需要正確的宏觀戰爭指導，也需要與之匹配的一整套獨具特色的戰略戰術。抗戰爆發后，相當多的中國軍隊和民眾，崇尚深溝高壘、層層設防的“陣地戰”，期望以死打硬拼的常規戰法來抗擊日軍。針對這種簡單機械、后果嚴重的戰略戰術傾向，中國共產黨提出：與技術裝備優勢的日軍作戰，必須避免一切被動呆板的戰法，要以發揮主動性、靈活性和能動性為原則，創造性地理解和處理一切戰略戰術問題，在戰略的防御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在戰略的持久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等。為了使全國軍民理解并掌握這些充滿辯證法的戰略戰術主張，毛澤東同志具體分析了陣地戰、運動戰和游擊戰三種基本戰法的利弊，提出：在技術裝備相差懸殊的情況下，要盡量避免單純正面防御和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把戰爭從壕溝里解放出來；要以運動戰為主要戰法，“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同上，第271頁）讓戰場活躍起來，讓戰爭流動起來；要在實施正規作戰的同時，開展大規模的游擊戰爭，將敵人的后方也變成他們的前線，使敵人在其整個占領地上不能停止戰爭。通過這些主張，中國共產黨告訴全國軍民，中國軍隊絕不能按照有利于日軍的戰略戰術規則行事，必須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實現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
　　創造性地開展游擊戰爭，是人民戰爭戰略戰術的最大亮點。游擊戰古已有之，全國抗戰爆發后，主張游擊戰的不乏其人，零散自發的游擊戰更是此起彼伏。然而，所有這些主張和行動都把游擊戰當作一種輔助手段去認識，都停留在短期隨機的戰術層面。但在中國共產黨看來，“游擊戰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戰爭中，特別在地域廣大的國家，無疑在戰略上占著重大的地位。”（同上，第170頁）“‘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游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同上，第328頁）基于這樣深邃的見解，中國共產黨將游擊戰提升到戰略高度去謀劃，取得了戰略戰術的主動權。
　　在中國共產黨關于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指引下，億萬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戰斗力得到極大迸發，創造出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等豐富多彩的戰法，演繹出“無處不戰、無時不戰”的人民戰爭的壯麗景觀。依靠游擊戰爭及其戰略戰術，八年全國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武裝由4萬余人發展成百萬大軍和260多萬民兵，在華北、華中、華南的日軍腹地，打出了擁有1.6億人口的19個抗日根據地，抗擊了64%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

　　人民戰爭的偉大創舉來自強有力的組織動員

　　人民戰爭的偉大力量不是天然形成的，只有通過強有力的組織動員，才能使潛在的力量轉化為現實的力量。
　　動員民眾和組織社會各方面力量進行戰爭，是中國共產黨多年革命斗爭的重要經驗，也是全面抗戰路線和人民戰爭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用單純軍事的觀點去看待抗日戰爭，明確指出：“民眾如沒有組織，是不能表現其抗日力量的。”（同上，第250頁）“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復復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同上，第342頁）基于這種認識，中國共產黨呼吁全國上下高度重視動員組織民眾的重要性，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裝部隊的力量在內，去發動民眾。無論是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商人、自由職業者，都依據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斗爭情緒提高的程度，將其組織在各種必要的抗日團體之內，并逐漸發展這些團體。為了動員組織廣大人民，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切實貫徹各項社會改革政策。通過兼顧各階級利益的減租減息政策，改革了農村社會的生產關系；通過各級政權組織的“三三制”建設，實現了中國社會從未有過的政治民主；通過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解決了戰爭需要和民眾生活的兼顧問題，密切了軍隊與人民的魚水關系。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上下的努力下，各種抗日團體如雨后春筍般遍布中華大地，各個階層的群眾紛紛組織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都以不同方式投入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洪流之中，為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戰爭的歷史已漸漸遠去，現在的中國正在從事改革和建設的新事業，面對的戰爭形態也大不相同，但是，人民戰爭的光輝卻不因時光流逝而有絲毫褪色。團結人民、依靠人民、解放思想、勇于創新等等這些造就那場人民戰爭偉大創舉的思想精髓，不僅適用于當年的革命和戰爭，也給我們今天的改革和建設事業，留下了深刻的歷史啟迪。

　　（作者：劉成軍，軍事科學院院長、上將；劉源，軍事科學院政委、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