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道德力量事實上是由于他的全部著作都是一種正義的呼聲。
在當代中國的社會道德體系中，公正原則充當著決定其他一切道德規范的基本原則。
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作為全社會之價值觀教育的重要方面，一直受到各級各類學校和全社會的高度重視。然而，人們不無遺憾地注意到，多年來大張旗鼓廣泛開展的榮辱觀教育，遠未取得預期的成效，教育效果與教育投入很不成比例。何以如此？就教育主體或“教育者”的因素而論，榮辱觀教育之方法和內容未得科學的倫理學之門而入，不能不說是亟待克服的關鍵問題。依筆者之見，榮辱觀教育屬于倫理學和道德教育范疇，因而唯有遵循科學的倫理學原理，用社會主義道德觀統率榮辱觀，從而用社會主義道德觀教育帶動榮辱觀教育，才是正確而有效地開展榮辱觀教育的科學路徑。
從倫理學范疇體系看道德觀和榮辱觀
正如列寧所說，任何學科體系，都是一套嚴密、系統的科學概念之網，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組概念充當“網上紐結”，謂之范疇。科學的倫理學之范疇體系可以圖示如下：
該圖示通過“善—惡”、“公正—不義”、“權利—義務”、“自由—責任”、“良心—壞心”、“榮譽—恥辱”（即“榮辱”）、“幸福—痛苦”等七對范疇及其邏輯關系，科學地表述了倫理學的內涵：倫理學是研究道德、闡明道德觀的科學，道德的本質要求是行善去惡，而最基本、最低限度的善是公正或社會公正；所謂公正，就是要實現社會成員的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即個人自由與相應的社會責任的統一；個體道德意識對于權利與義務、自由與責任之統一關系的內在體認謂之良心；凡按照良心的指引進行道德選擇的人們，其行為必定會得到道德輿論的褒獎、獲得社會榮譽，從而感受到人生的幸福，——而與之相反的行為則必將遭受道德譴責，良心尚存的行為者會因此而感受到恥辱和痛苦。
以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為哲學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正是通過上述“七對范疇”，構建了嚴密嚴謹的道德哲學體系，科學地揭示了道德的本質及其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闡明了科學進步的倫理觀和道德觀。
上述倫理學范疇體系表明，道德觀（關于道德的理論觀念）邏輯地包含了“善惡觀”、“公正觀”（即正確的權利義務觀）、“良心觀”、“榮辱觀”和“幸福觀”。換言之，道德觀是整體，其余各“觀”皆為道德觀之有機組成部分。由此可見，道德觀與榮辱觀的關系，只能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沒有不包含榮辱觀的道德觀，也沒有脫離道德觀的榮辱觀。就道德教育而言，道德觀教育邏輯地包含了榮辱觀教育，而榮辱觀教育則是道德觀教育之必要環節或組成部分。
道德良心生出榮辱觀
那么，一個人的榮辱觀究竟從何而來？總體地說，來自于他所認同的社會道德規范體系，決定于他的道德觀；具體地說，直接地來自于他的良心，決定于他的良心觀。這就是說，一個人的道德良心生出他的榮辱觀。
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盧梭贊嘆道：“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潔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國的聲音。是你，在妥妥當當地引導一個雖然蒙昧無知然而聰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錯地判斷善惡，使人同上帝相似；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為道德。沒有你，我就感覺不到我身上有優于禽獸的地方；沒有你，我就只能按我的沒有條理的見解和沒有準繩的理智可悲地去做一樁又一樁錯事。”
道德良心是一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一個人的精神支柱；而良心的好壞，則取決于它所內化的道德規范體系的性質，取決于它所認同的道德觀的性質。一個人良心的外化就是他的榮辱觀念，所以說榮辱觀的直接來源是良心觀，取決于道德主體的良心如何。
馬克思說：“恥辱是一種內向的憤怒。”這是因為，一個人對恥辱的感受，本質上是他內在良心的自我審判和自我譴責。毛澤東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難辦了。”為什么難辦呢？就是因為沒有良心的人，便失去了對恥辱的感受，失去了人的“優于禽獸的地方”，失去了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良心感和羞恥感，實在是人之為人的基本精神元素。
綜上所述，按照科學的倫理學原理，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認為，道德觀決定道德良心，道德良心又生出榮辱觀。由此看來，在道德教育中，務必抓住塑造道德觀的根本，努力把社會道德體系的最基本規范——道德原則——轉化為教育客體的道德良心，從而引導其確立以道德原則為最終依據的榮辱觀。因此，用科學倫理學闡明正確而高尚的道德觀，用正確而高尚的道德觀教育統率榮辱觀教育，才是開展榮辱觀教育的科學路徑。
以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真諦——公正：引領榮辱觀教育
上面談到“以道德原則為最終依據的榮辱觀”，這里所說的道德原則就是公平正義原則或公正原則。這是因為，所謂科學的倫理學，就是以公平正義為鵠的正義倫理學；正義倫理學所闡明的正確而高尚的道德觀，就是以公平正義為道德原則的道德觀。所謂道德觀決定榮辱觀，實質上就是公平正義原則通過內化為個體良心而決定個體的榮辱觀。因此，在開展榮辱觀教育的科學路徑上，必定普照著公平正義的光輝。那么，公平正義和道德觀究竟是何關系呢？
道德觀是一種理念，是對道德價值、道德宗旨的根本看法；道德觀的現實化必須訴諸一整套道德規范對社會成員的規范作用。在道德規范體系中最重要的道德規范叫做道德原則，或者叫道德基本原則。道德原則在整個道德規范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起著綱領性和主導性作用，決定或派生出其他一切道德規范。在古往今來的人類道德體系中，無論是古羅馬時代的“智慧、勇敢、節制、公正”，還是中國古代的“仁、義、禮、智、信”，乃至當今人類社會的各式各樣的道德體系，公平正義或公正無一例外地充當著這種綱領性和主導性的道德原則。“人類社會沒有不關心公正的道德體系，因為沒有公正，就不可能有社會的和諧、個人的幸福和尊嚴”，而這些正是人類道德的宗旨所在。
美國學者L C 麥克唐納指出：“馬克思的道德力量事實上是由于他的全部著作都是一種正義的呼聲。”馬克思的正義的呼聲、公正的追求，是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真諦所在。毋庸置疑，在當代中國的社會道德體系中，公正原則同樣充當著決定其他一切道德規范的基本原則。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上提出“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理念教育，溫家寶同志強調“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并且下決心“大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這一執政理念凸顯了當代中國的最高道德價值——公平正義或社會公正原則。在這一執政理念的指導下，我們正在努力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決心“讓正義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
“正義乃社會制度之首要價值”說，是由美國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1971年）中明確提出并系統論證的。有人因此把他同康德、亞當 斯密等學術巨擘相提并論，譽之為“20世紀的洛克”，斷言“20世紀余下的時間將由他的思想來決定，就像亞當?斯密和洛克的思想決定了19世紀一樣”。其實，他的“正義首要價值”說，在倫理思想史上有著極其豐富的思想資源，甚至有過許多類似的表達和主張。
西方圣哲有言曰：“公正原則以種種名義統治著世界——大自然和人類，科學和良知，邏輯和道德，政治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文學和藝術。……唯有公正原則，憑借其互惠和均衡之策，方能重建制度，創造和諧，為矛盾多變的現象界奠定法治和穩定的理性基礎。”是的，唯有公正原則，才能導引我們走向社會和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必定是公正原則大行其道的社會。
中國古代圣哲有言曰：“天下無道，富且貴，恥焉；天下有道，貧且賤，恥焉。”在公正原則遭到踐踏的不公正社會里（“天下無道”），由于社會不公正而竊得富貴者是可恥的；在公正原則得以落實的社會里（“天下有道”），由于自身不努力而理所當然地陷于貧賤境地者是可恥的。古往今來，認同和追求公平正義，始終是做人的底線、良心的內核。俗話所謂“憑良心做人，憑良心做事”，就是要求做個充滿公正感的正義之士，時時處處維護和踐行公正原則。不言而喻，人，只有向往公平正義的光輝，才會真有良心，才能真知榮辱。先秦思想家荀子有句明言：“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由此道出了“義”（公正）和榮辱的因果關系：講“義”講公正才“榮”，不講公平正義必“辱”。上述中國古代圣哲的樸素思想，對我們今天正確理解和處理公平正義與榮辱觀教育的關系，不是很有借鑒意義嗎？
綜上可見，道德教育主體（或道德教育者）熟悉并遵循科學的倫理學原理，在道德觀教育中著力抓好公平正義觀教育，努力把公平正義理念轉化為教育客體（或受教育者）的道德良心，使之逐步確立起以社會公正原則為最終依據的榮辱觀，這就是所謂“用正確而高尚的道德觀教育統率榮辱觀教育”，也是一條正確而有效地開展榮辱觀教育的科學路徑。（程立顯）
在當代中國的社會道德體系中，公正原則充當著決定其他一切道德規范的基本原則。
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作為全社會之價值觀教育的重要方面，一直受到各級各類學校和全社會的高度重視。然而，人們不無遺憾地注意到，多年來大張旗鼓廣泛開展的榮辱觀教育，遠未取得預期的成效，教育效果與教育投入很不成比例。何以如此？就教育主體或“教育者”的因素而論，榮辱觀教育之方法和內容未得科學的倫理學之門而入，不能不說是亟待克服的關鍵問題。依筆者之見，榮辱觀教育屬于倫理學和道德教育范疇，因而唯有遵循科學的倫理學原理，用社會主義道德觀統率榮辱觀，從而用社會主義道德觀教育帶動榮辱觀教育，才是正確而有效地開展榮辱觀教育的科學路徑。
從倫理學范疇體系看道德觀和榮辱觀
正如列寧所說，任何學科體系，都是一套嚴密、系統的科學概念之網，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組概念充當“網上紐結”，謂之范疇。科學的倫理學之范疇體系可以圖示如下：
該圖示通過“善—惡”、“公正—不義”、“權利—義務”、“自由—責任”、“良心—壞心”、“榮譽—恥辱”（即“榮辱”）、“幸福—痛苦”等七對范疇及其邏輯關系，科學地表述了倫理學的內涵：倫理學是研究道德、闡明道德觀的科學，道德的本質要求是行善去惡，而最基本、最低限度的善是公正或社會公正；所謂公正，就是要實現社會成員的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即個人自由與相應的社會責任的統一；個體道德意識對于權利與義務、自由與責任之統一關系的內在體認謂之良心；凡按照良心的指引進行道德選擇的人們，其行為必定會得到道德輿論的褒獎、獲得社會榮譽，從而感受到人生的幸福，——而與之相反的行為則必將遭受道德譴責，良心尚存的行為者會因此而感受到恥辱和痛苦。
以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為哲學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正是通過上述“七對范疇”，構建了嚴密嚴謹的道德哲學體系，科學地揭示了道德的本質及其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闡明了科學進步的倫理觀和道德觀。
上述倫理學范疇體系表明，道德觀（關于道德的理論觀念）邏輯地包含了“善惡觀”、“公正觀”（即正確的權利義務觀）、“良心觀”、“榮辱觀”和“幸福觀”。換言之，道德觀是整體，其余各“觀”皆為道德觀之有機組成部分。由此可見，道德觀與榮辱觀的關系，只能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沒有不包含榮辱觀的道德觀，也沒有脫離道德觀的榮辱觀。就道德教育而言，道德觀教育邏輯地包含了榮辱觀教育，而榮辱觀教育則是道德觀教育之必要環節或組成部分。
道德良心生出榮辱觀
那么，一個人的榮辱觀究竟從何而來？總體地說，來自于他所認同的社會道德規范體系，決定于他的道德觀；具體地說，直接地來自于他的良心，決定于他的良心觀。這就是說，一個人的道德良心生出他的榮辱觀。
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盧梭贊嘆道：“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潔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國的聲音。是你，在妥妥當當地引導一個雖然蒙昧無知然而聰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錯地判斷善惡，使人同上帝相似；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為道德。沒有你，我就感覺不到我身上有優于禽獸的地方；沒有你，我就只能按我的沒有條理的見解和沒有準繩的理智可悲地去做一樁又一樁錯事。”
道德良心是一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一個人的精神支柱；而良心的好壞，則取決于它所內化的道德規范體系的性質，取決于它所認同的道德觀的性質。一個人良心的外化就是他的榮辱觀念，所以說榮辱觀的直接來源是良心觀，取決于道德主體的良心如何。
馬克思說：“恥辱是一種內向的憤怒。”這是因為，一個人對恥辱的感受，本質上是他內在良心的自我審判和自我譴責。毛澤東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難辦了。”為什么難辦呢？就是因為沒有良心的人，便失去了對恥辱的感受，失去了人的“優于禽獸的地方”，失去了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良心感和羞恥感，實在是人之為人的基本精神元素。
綜上所述，按照科學的倫理學原理，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認為，道德觀決定道德良心，道德良心又生出榮辱觀。由此看來，在道德教育中，務必抓住塑造道德觀的根本，努力把社會道德體系的最基本規范——道德原則——轉化為教育客體的道德良心，從而引導其確立以道德原則為最終依據的榮辱觀。因此，用科學倫理學闡明正確而高尚的道德觀，用正確而高尚的道德觀教育統率榮辱觀教育，才是開展榮辱觀教育的科學路徑。
以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真諦——公正：引領榮辱觀教育
上面談到“以道德原則為最終依據的榮辱觀”，這里所說的道德原則就是公平正義原則或公正原則。這是因為，所謂科學的倫理學，就是以公平正義為鵠的正義倫理學；正義倫理學所闡明的正確而高尚的道德觀，就是以公平正義為道德原則的道德觀。所謂道德觀決定榮辱觀，實質上就是公平正義原則通過內化為個體良心而決定個體的榮辱觀。因此，在開展榮辱觀教育的科學路徑上，必定普照著公平正義的光輝。那么，公平正義和道德觀究竟是何關系呢？
道德觀是一種理念，是對道德價值、道德宗旨的根本看法；道德觀的現實化必須訴諸一整套道德規范對社會成員的規范作用。在道德規范體系中最重要的道德規范叫做道德原則，或者叫道德基本原則。道德原則在整個道德規范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起著綱領性和主導性作用，決定或派生出其他一切道德規范。在古往今來的人類道德體系中，無論是古羅馬時代的“智慧、勇敢、節制、公正”，還是中國古代的“仁、義、禮、智、信”，乃至當今人類社會的各式各樣的道德體系，公平正義或公正無一例外地充當著這種綱領性和主導性的道德原則。“人類社會沒有不關心公正的道德體系，因為沒有公正，就不可能有社會的和諧、個人的幸福和尊嚴”，而這些正是人類道德的宗旨所在。
美國學者L C 麥克唐納指出：“馬克思的道德力量事實上是由于他的全部著作都是一種正義的呼聲。”馬克思的正義的呼聲、公正的追求，是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真諦所在。毋庸置疑，在當代中國的社會道德體系中，公正原則同樣充當著決定其他一切道德規范的基本原則。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上提出“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理念教育，溫家寶同志強調“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并且下決心“大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這一執政理念凸顯了當代中國的最高道德價值——公平正義或社會公正原則。在這一執政理念的指導下，我們正在努力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決心“讓正義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
“正義乃社會制度之首要價值”說，是由美國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1971年）中明確提出并系統論證的。有人因此把他同康德、亞當 斯密等學術巨擘相提并論，譽之為“20世紀的洛克”，斷言“20世紀余下的時間將由他的思想來決定，就像亞當?斯密和洛克的思想決定了19世紀一樣”。其實，他的“正義首要價值”說，在倫理思想史上有著極其豐富的思想資源，甚至有過許多類似的表達和主張。
西方圣哲有言曰：“公正原則以種種名義統治著世界——大自然和人類，科學和良知，邏輯和道德，政治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文學和藝術。……唯有公正原則，憑借其互惠和均衡之策，方能重建制度，創造和諧，為矛盾多變的現象界奠定法治和穩定的理性基礎。”是的，唯有公正原則，才能導引我們走向社會和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必定是公正原則大行其道的社會。
中國古代圣哲有言曰：“天下無道，富且貴，恥焉；天下有道，貧且賤，恥焉。”在公正原則遭到踐踏的不公正社會里（“天下無道”），由于社會不公正而竊得富貴者是可恥的；在公正原則得以落實的社會里（“天下有道”），由于自身不努力而理所當然地陷于貧賤境地者是可恥的。古往今來，認同和追求公平正義，始終是做人的底線、良心的內核。俗話所謂“憑良心做人，憑良心做事”，就是要求做個充滿公正感的正義之士，時時處處維護和踐行公正原則。不言而喻，人，只有向往公平正義的光輝，才會真有良心，才能真知榮辱。先秦思想家荀子有句明言：“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由此道出了“義”（公正）和榮辱的因果關系：講“義”講公正才“榮”，不講公平正義必“辱”。上述中國古代圣哲的樸素思想，對我們今天正確理解和處理公平正義與榮辱觀教育的關系，不是很有借鑒意義嗎？
綜上可見，道德教育主體（或道德教育者）熟悉并遵循科學的倫理學原理，在道德觀教育中著力抓好公平正義觀教育，努力把公平正義理念轉化為教育客體（或受教育者）的道德良心，使之逐步確立起以社會公正原則為最終依據的榮辱觀，這就是所謂“用正確而高尚的道德觀教育統率榮辱觀教育”，也是一條正確而有效地開展榮辱觀教育的科學路徑。（程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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