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電視大學教授鮑鵬山用“非常糟糕的行為”來形容肖傳國雇兇傷人的做法。他說，這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不能容忍、姑息的事件。肖傳國在追逐個人名利的過程中受到阻礙而采取這種極端的行為，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我們的社會功利的一面，以及一些人在從事自己的事業時，只關注自己的工作能夠給自己帶來的利益，而丟失了更為寬廣的情懷。

　　鮑鵬山說，一個所謂的“科學家”用如此不科學的手段來對付與自己不同意見的人，實屬不該。肖傳國作為一名醫生，并未專注于給病人解除病痛，其技術和能力的始點和終點都僅僅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并最終使自己迷失在私利中，實在可憐可悲。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古人將‘道義’擺在了‘功利’前面，當下我們更應該深刻地思考這一命題。”鮑鵬山說，我們在擁有技術、知識的同時是否擁有了健全的價值觀?這是我們應當認真反思的。只有技術、知識而沒有價值判斷力的人只能叫專業技術人員，稱不上知識分子。

　　鮑鵬山說，孔子曾講“君子不器”，而我們在設置教育目標的時候更多地關注了“器”，也就是關注了技術、關注了單純知識的灌輸，而忽略了價值取向的塑造。其實我們現在所講的人文教育并不應該只是文學修養和鑒賞能力的提高，而應該是價值觀的培養。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以后再出現“肖傳國”。

　　對于目前知識界的評價體系，鮑鵬山表示憂思，他說，如果不是方舟子的揭露，肖傳國可能已經成為了院士。而這將是我們整個知識界的悲哀。因此，我們的評價體系能不能夠篩選出思想道德也足夠優秀的人才，值得我們反復思考。(記者 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