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啟鈞

　　宋朝范仲淹留下的政訓“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為歷代作官人的座右銘。其“公罪”本意是指為國家出以公心得罪了某些權貴所獲之“罪”， 而“私罪”則是為個人的私利而獲之罪。近期，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要求干部如何為官時對此政訓也給以深刻闡釋，許多干部深受教育，在實際工作中他們認真把握，不涉“私罪”雷池，不畏“公罪”操守，做事堅持原則，迎難而上，勇于擔當，赤心為民，黨的高大形象得到升華，敬業、勤業、精業的奉獻精神得到弘揚。
　　可是，也有個別“歪嘴和尚念歪經”的，他們錯把因單位小團體私利而違法亂紀的行為與“公罪”牽強附會，混淆黑白。
 有一朋友告訴我，他單位經理為少繳稅款要他作假賬，經理這樣開導他：為單位利益犯法這是“公罪”，沒啥大不了的。有位老同志對他單位公費無度消費很有意見，民主生活會上，他用偉人名言“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指責浪費行為，而一貫把“接待”作為第一生產力的那位主任則這樣詭辯：為單位接待浪費而犯罪，此是“公罪”，“公罪”不可無嗎！一粗暴執法者違紀受到處分后，一“好心”同事安慰說：“因公違紀，受處分也光榮。”更有身邊一些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之人因政策意識不強，決策脫離實際，上馬了一些所謂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這些“半拉子工程”勞民傷財，人們深惡痛絕，恨不得將當事的“決策人物”繩之以法，然因公犯錯，也被視為“公罪”，責任人逍遙法外。
　　上述違法亂紀行為落其實是為了一己私利，損害了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它與范公所提“公罪”本意是背道而馳的，若定罪也應是人所不齒的“私罪”，所以，把公務犯罪當著“公罪”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