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后，社會已經進入了利益博弈的時代，群眾的許多訴求都是利益訴求。政府應該看到這種訴求的正常性和日常性，并通過協商的方式平衡、法治的方式解決。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密切聯系群眾，離不開科學判斷群眾的訴求，真誠回應群眾的質疑

　　1941年，陜北延安打雷劈死了一個人，有個老農逢人就說：“老天爺不開眼，為什么不劈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聞訊要追查，毛澤東立即阻止：“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 事后，毛澤東讓人調查，發現是由于征糧過多、農民負擔太重才有這種氣話，于是問題很快被糾正了過來。

　　重溫這樣一個故事，不只為了說明一種雅量，更想表明面對群眾訴求的正確態度。這在“跨省追捕”事件時有發生的背景下，在有干部對上訪群眾要“請公安按敵對勢力辦”的語境中，顯得尤為重要。

　　反思近年來云南孟連、貴州甕安等群體性事件，往往與群眾訴求得不到滿足有關；一些地方的群眾之所以不斷上訪，也是由于有關部門“打太極”、“踢皮球”。說到底，是一些干部在面對群眾訴求時出了問題，有的群眾觀念淡薄，不愿回應群眾訴求；有的缺乏基層經驗，不會回應群眾訴求；有的明哲保身，不敢回應群眾訴求；還有的喪失群眾立場，漠視群眾疾苦，侵害群眾利益，成為群眾的對立面。

　　于是我們看到，在貴州甕安事件中，有干部感嘆：“群眾不和政府講真話了”；在湖北十堰郭元榮事件中，對“女子賣身救父”的發帖，策劃者稱“維權須用怪招”；甚至出現了“不信法律、不信權力、只信媒體”，即所謂的“媒治”現象。這些無不在警示我們：黨最大的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

　　密切聯系群眾，離不開科學研判群眾訴求，真誠回應群眾質疑。現實中，有的地方誤以為沒有群眾表達訴求，就天下太平；一旦有群眾上訪，就會影響社會穩定。因此，對群眾訴求，要么保持畏懼，采取回避推諉的“鴕鳥政策”；要么簡單粗暴，把群眾訴求當成“不穩定因素”，甚至動用警力壓制打擊，結果只能是揚湯止沸。

　　應該看到，改革開放30多年后，社會已經進入了利益博弈的時代，群眾的許多訴求都是利益訴求。政府應該看到這種訴求的正當性和日常性，并通過協商的方式平衡、法治的方式解決，而不能采取“對手思維”，不能把上訪群眾不分青紅皂白當穩控對象，不能把群眾質疑不分是非黑白當敵對輿論，更不能靠手中的權力，對付群眾的合理訴求，把本屬于個別人的利益訴求，激化為群體性事件。

　　即便是發生群體性事件，面對群眾的批評質疑，也不能一上來就急于撇清責任，對群眾關切的話題卻總是刻意回避；或者先入為主，認為群眾“不明真相”，一小部分人“別有用心”。否則，不僅會助長人們的“反面猜想”，也會失去反思“在先行為”的機會。正如周永康同志所言，有的地方之所以出現信訪問題和群體性事件，究其原因，“在涉及群眾切身利益事項的決策過程中不征求群眾意見、聽不進群眾意見，甚至對群眾意見采取壓制的辦法”。

　　去除面對群眾訴求的“對手思維”，提高領導干部的“回應能力”，一方面需要消除“思想性隔膜”，自覺擺正同人民群眾的位置，把群眾呼聲當作第一信號，避免以個人的體驗代替群眾的感知，以發展的艱難作為難以解決民生困苦的托詞，以過高的利益訴求掩蓋群眾工作的不力，以輿論的炒作回避對工作過失坦誠的檢討。另一方面，也要打破“制度性遲鈍”，從制度上建立群眾表達的平臺，加大群眾評議的砝碼，讓群眾不支持的項目立不了項、勞民傷財的事情開不了頭、忤逆民意的干部上不了位。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堅持按照胡錦濤總書記的要求，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想問題、作決策、做工作都從群眾利益出發，我們才能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主動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