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曹操墓真偽的爭論，在歷時8個多月后，依然沒有定論。對這場曠日持久討論的關注，恰恰是因為它可以成為我們觀察當下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標本。
如今，這場爭論仍在繼續。一邊是有人不斷拿出各種證據：9月18日，120名專家學者在河南安陽舉行了“曹操高陵考古發現專家座談會”，初步達成了一個共識：西高穴２號大墓應該是曹操墓。
一邊是有人鍥而不舍的反駁質疑：8月21日，23名專家學者在江蘇蘇州發起“三國文化全國高層論壇”，并一致認為：安陽“曹操墓”在發現和發掘過程中，存在人為策劃、蓄意造假的行為。
局部“共識”的背后，是巨大的分歧質疑，乃至“派別”對立。在這場爭論中，“挺曹派”和“反曹派” 各方，都不斷通過媒體、博客、微博等方式發出各種聲音，爆出各種猛料，一場學術爭鳴正在演變為道德誠信之爭、法律責任之爭。
在這一過程中，當有人拿身體乃至生命打賭發誓、有人直言爭論背后的利益訴求時，人們不禁感慨：爭奪在上升，水平線在下降；利益在升級，獲取的手段在降級。
不管是“挺真”或“證偽”，對曹操墓的爭論已經成為一個寄托了各方復雜情感的社會公共事件。與曹操墓真偽相比，我們更關注的是，這一事件能否引發我們對其背后一些問題的思考，比如學術公信力的保障、文化與利益的關系、觀點爭鳴的尺度與風度……
學術判斷應有“程序正義”
參與該問題爭論的學者們，無論站在什么樣的立場，從此都應當遠離利益的漩渦，都應當重視建立一個學術判斷上的程序制度，由此來破解主觀武斷和猜疑。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各界對曹操墓真偽的爭議已經白熱化，而且爭議的方式和焦點都已經超出了考古鑒定和歷史學者解釋的學術范圍，演變成爭議各方相互猜忌、缺乏游戲規則的紛爭以及類似于莊子所謂“是非無定”式的“懸案”。
實際上，我們將爭論各方的意見歸納起來，還是可以看清兩個要點。一方面，所謂的“曹操墓”可能是曹操眾多惑冢中的一個，這個惑冢和曹操墓還是兩碼事。即使確認其與曹操有關，恐怕也只能斷定為“曹操惑冢之一”。另一方面，從數量上說，不少考古學者傾向于認為它就是曹操墓，但是也尚未能完全解答其他學者或者民間人士的質疑。同時，對此我們還可以澄清兩個問題：所謂的曹操墓是否造假，該問題與學術無關，不能與它是否曹操墓之問題混為一談，該問題需要有關方面組織專業調查隊伍針對舉報或者質疑做出客觀審慎的調查；因此，目前可以暫時不做出結論性的判斷，因為無論是判斷主體的選擇還是就時間安排的要求來說，程序或者研究方面仍顯得不完備或者不完整。
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假以時日，經過嚴謹的科學分析，該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總會有一個客觀公正的結論。但是，問題在于，目前不僅沒有沿著這個方向邁進，甚至呈現了不少值得憂思的問題：為什么一個理應由考古學和歷史學的專業學者評判的學術問題，卻受到學術獨立性的質疑或者遭遇不信任？學術的公信力是否已經不存在？非學術的各種力量的介入和干預明顯促進了人們對結論科學性的懷疑，為什么有關機構和個人依然樂此不疲呢？是什么原因妨礙了在此一問題上公正性與信任的建立呢？
首先，本來屬于學術的問題，因為各種非學術力量的介入或者學術力量的非正常介入，已經演變成利益問題，包括旅游、學術權力即解釋權以及利用此機會個人出風頭等等。實際上，旅游方面的利益考慮本來并非不合理的考慮，關鍵是旅游獲利的動機如果太突出，在缺乏嚴格論證之前地方政府過早介入，以利益凌駕于學術判斷之前或者之上，以及當事的有關學者缺乏包容學術批評的態度等等，都會適得其反，造成學術公信力的喪失。
其次，就學術上看，長期以來一些學者職業道德的缺失導致學術公信力的嚴重下降。是否曹操墓及其是否涉及造假的鑒定，本來是可以通過學術研究和研討來解決的；學術在此事上的公信力應當取決于科學態度和程序正義。第一，判斷者需要學術上的獨立性，就是要請獨立的第三方、特別是具有專業能力的獨立第三方做鑒定和判斷，參與考古挖掘的單位和個人應當回避。第二，信息應當全面公開，包括要召開論證會，必須請觀點對立或者質疑的一方人士參加。第三，必須能夠釋疑，釋疑方面不僅要釋專家之疑，而且要釋公眾之疑，只要疑惑不是惡意的就應當得到回復或者解答。第四，該問題的判斷需要一定的時間，包括收集資料、比較證據、聽取質疑等。特別是假如該問題還在進展中，就應當等相關部分的考古進展結束或者總體上結束的時候再得出結論。第五，最終的結論應當聘請對歷史、考古乃至對曹操有研究的各類權威專家參與細致的討論和鑒定，對于不同意見也應當如實公布。
再次，從這個事件的演變過程來看，我們知道學術上假如要保障公信力，就要保障審慎、客觀、公正（程序），包括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分析和做出結論。在研討曹操墓的真偽時，應當是以學者作為主體的獨立判斷。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到目前為止的爭議主要集中在行政和學術的結合速度太快，得出結論的速度太快，對立的態勢發展得太快，由此引發的質疑也難以避免。在此情況下，非學術力量的介入越突出，或者學者與非學者同時介入的程度越深，學術的公信力就越低；大眾對此事的信心也就更加不足。
因此，參與該問題爭論的學者們，無論站在什么樣的立場，都應當遠離利益的漩渦，都應當重視建立一個學術判斷上的程序制度，由此來破解主觀武斷和猜疑。同時，關注學術公信力的有關各方，也應當思考怎樣以誠信、程序正義和嚴謹的態度來從事科學研究和科學判斷。（陳少峰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如今，這場爭論仍在繼續。一邊是有人不斷拿出各種證據：9月18日，120名專家學者在河南安陽舉行了“曹操高陵考古發現專家座談會”，初步達成了一個共識：西高穴２號大墓應該是曹操墓。
一邊是有人鍥而不舍的反駁質疑：8月21日，23名專家學者在江蘇蘇州發起“三國文化全國高層論壇”，并一致認為：安陽“曹操墓”在發現和發掘過程中，存在人為策劃、蓄意造假的行為。
局部“共識”的背后，是巨大的分歧質疑，乃至“派別”對立。在這場爭論中，“挺曹派”和“反曹派” 各方，都不斷通過媒體、博客、微博等方式發出各種聲音，爆出各種猛料，一場學術爭鳴正在演變為道德誠信之爭、法律責任之爭。
在這一過程中，當有人拿身體乃至生命打賭發誓、有人直言爭論背后的利益訴求時，人們不禁感慨：爭奪在上升，水平線在下降；利益在升級，獲取的手段在降級。
不管是“挺真”或“證偽”，對曹操墓的爭論已經成為一個寄托了各方復雜情感的社會公共事件。與曹操墓真偽相比，我們更關注的是，這一事件能否引發我們對其背后一些問題的思考，比如學術公信力的保障、文化與利益的關系、觀點爭鳴的尺度與風度……
學術判斷應有“程序正義”
參與該問題爭論的學者們，無論站在什么樣的立場，從此都應當遠離利益的漩渦，都應當重視建立一個學術判斷上的程序制度，由此來破解主觀武斷和猜疑。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各界對曹操墓真偽的爭議已經白熱化，而且爭議的方式和焦點都已經超出了考古鑒定和歷史學者解釋的學術范圍，演變成爭議各方相互猜忌、缺乏游戲規則的紛爭以及類似于莊子所謂“是非無定”式的“懸案”。
實際上，我們將爭論各方的意見歸納起來，還是可以看清兩個要點。一方面，所謂的“曹操墓”可能是曹操眾多惑冢中的一個，這個惑冢和曹操墓還是兩碼事。即使確認其與曹操有關，恐怕也只能斷定為“曹操惑冢之一”。另一方面，從數量上說，不少考古學者傾向于認為它就是曹操墓，但是也尚未能完全解答其他學者或者民間人士的質疑。同時，對此我們還可以澄清兩個問題：所謂的曹操墓是否造假，該問題與學術無關，不能與它是否曹操墓之問題混為一談，該問題需要有關方面組織專業調查隊伍針對舉報或者質疑做出客觀審慎的調查；因此，目前可以暫時不做出結論性的判斷，因為無論是判斷主體的選擇還是就時間安排的要求來說，程序或者研究方面仍顯得不完備或者不完整。
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假以時日，經過嚴謹的科學分析，該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總會有一個客觀公正的結論。但是，問題在于，目前不僅沒有沿著這個方向邁進，甚至呈現了不少值得憂思的問題：為什么一個理應由考古學和歷史學的專業學者評判的學術問題，卻受到學術獨立性的質疑或者遭遇不信任？學術的公信力是否已經不存在？非學術的各種力量的介入和干預明顯促進了人們對結論科學性的懷疑，為什么有關機構和個人依然樂此不疲呢？是什么原因妨礙了在此一問題上公正性與信任的建立呢？
首先，本來屬于學術的問題，因為各種非學術力量的介入或者學術力量的非正常介入，已經演變成利益問題，包括旅游、學術權力即解釋權以及利用此機會個人出風頭等等。實際上，旅游方面的利益考慮本來并非不合理的考慮，關鍵是旅游獲利的動機如果太突出，在缺乏嚴格論證之前地方政府過早介入，以利益凌駕于學術判斷之前或者之上，以及當事的有關學者缺乏包容學術批評的態度等等，都會適得其反，造成學術公信力的喪失。
其次，就學術上看，長期以來一些學者職業道德的缺失導致學術公信力的嚴重下降。是否曹操墓及其是否涉及造假的鑒定，本來是可以通過學術研究和研討來解決的；學術在此事上的公信力應當取決于科學態度和程序正義。第一，判斷者需要學術上的獨立性，就是要請獨立的第三方、特別是具有專業能力的獨立第三方做鑒定和判斷，參與考古挖掘的單位和個人應當回避。第二，信息應當全面公開，包括要召開論證會，必須請觀點對立或者質疑的一方人士參加。第三，必須能夠釋疑，釋疑方面不僅要釋專家之疑，而且要釋公眾之疑，只要疑惑不是惡意的就應當得到回復或者解答。第四，該問題的判斷需要一定的時間，包括收集資料、比較證據、聽取質疑等。特別是假如該問題還在進展中，就應當等相關部分的考古進展結束或者總體上結束的時候再得出結論。第五，最終的結論應當聘請對歷史、考古乃至對曹操有研究的各類權威專家參與細致的討論和鑒定，對于不同意見也應當如實公布。
再次，從這個事件的演變過程來看，我們知道學術上假如要保障公信力，就要保障審慎、客觀、公正（程序），包括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分析和做出結論。在研討曹操墓的真偽時，應當是以學者作為主體的獨立判斷。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到目前為止的爭議主要集中在行政和學術的結合速度太快，得出結論的速度太快，對立的態勢發展得太快，由此引發的質疑也難以避免。在此情況下，非學術力量的介入越突出，或者學者與非學者同時介入的程度越深，學術的公信力就越低；大眾對此事的信心也就更加不足。
因此，參與該問題爭論的學者們，無論站在什么樣的立場，都應當遠離利益的漩渦，都應當重視建立一個學術判斷上的程序制度，由此來破解主觀武斷和猜疑。同時，關注學術公信力的有關各方，也應當思考怎樣以誠信、程序正義和嚴謹的態度來從事科學研究和科學判斷。（陳少峰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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