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兒也有淚
　　——帥哥百日暨鄉鎮六年祭
　　袁  林

　　2012年6月23日端午節，一大早文學給我打電話，說帥哥凌晨三點多走了，縣醫院來的救護車把他拉回竹山。
　　昨天下午文學給我打電話，還說張姐說他那是肝腹水，已經沒救了，要早點把他拉回竹山，我還有些不相信。沒想到還沒等到拉回竹山，他就駕鶴而去了。他今年才49歲，沒想到他竟然走的那樣早、那樣快，沒想到昨天上午我去看他，臨走時他對我的一拱手，竟然就是永訣！
　　昨天還在對香兒感嘆，我們在官渡共事時，原定是他先回縣直，我留官渡的。是我找D書記要求回縣直，把他留了下來。直到一年半后他才回縣直。
　　在鄉鎮多呆一年半，至少要多喝200多斤酒。也許就是這一年半、這200多斤酒摧殘了他的身體、他的健康！
　　現在看來，我當初毅然決然地要求回縣直是對的。而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形成的一種關于得失的觀念、健康的理念也是對的。
　　那時候我們二人的身體其實都不好，我已經有過二次胃出血，卻仍然是不得不一天二頓酒、三遍藥地苦撐，而他只是有腸炎，看起來比我的身體狀況要好的多。但他回縣直后就病倒了。我時常想，如果我當初還留在官渡不走的話，也許現在倒下的就是我。而這一走一留之間，是一個人觀念的選擇、也是命運的決定。
　　中午，接曾經是梁家鄉政府事務長的文學夫婦和曾是鄉財政所所長的舉新夫婦在九頭鳥吃飯，談起老帥，想起過去我們共事的一些情景，禁不住潸然淚下。我并不是一個感情脆弱的人，但這卻已是我第四次為他而流淚。帥哥，一路走好！但愿來世你還是我的兄長、我們還是朋友！
　　初識帥哥是在1999年春。當時組織上安排我到梁家鄉當鄉長，他是書記，我們倆人搭班子。
　　在此之前，我已在縣人大常委會辦公室工作了十年，已經是人大常委財經委正局級副主任；而他在到梁家之前則是柳林鄉黨委副書記、鄉長。
　　也許因了這個原因，一開始他對我有些戒備，也不怎么信任我，事無巨細，都要親力親為。而我因不熟悉農村工作，再加之天性淡泊，也甘愿給他當配角。經過一段時間相處，他的能力、作風和人品得到我由衷地敬佩；而我的坦蕩、隨和，大事講原則，小事講團結，時時處處維護他的權威、和他保持一致的為人處世風格，也得到了他的認同。漸漸地我們成了朋友，人多的場合我叫他帥書記，單獨相處的時候我就叫他帥哥。
　　特別令我感動的是，2000年夏季掛鋤戰修河堤，我在工地上把腰閃了，躺在床上不能動彈。他把我接到柳林醫院治療，吃住都在他家里。我腰痛不能起床，他親自給我打水、洗腳，把我感動的熱淚盈眶，這是我第一次被一個男人感動地流出了眼淚。
　　在梁家工作期間，也和他發生過二次矛盾，都是工作上的分歧。
　　一次是1999年夏在天池埡村建魔芋基地，為基地選址問題。我當時的意見是要選擇一個土壤條件比較好的地塊，而他的意見是要選擇交通條件比較好的地塊。結果建起的基地因為土壤貧瘠種不成魔芋，而且最關鍵的是沒有水，即使后來建了一些蓄水池也因為地質條件不好，是個滑坡體，水池蓄不住水，基地形同虛設，基本沒有什么經濟效益；
　　另一次是2000年春在梁家發展藥材產業，為選擇品種的問題。我當時通過到四方扒藥材場考察，提出要發展牛漆、草烏、黃連之類的本地品種，而他卻要到亳州去引進白芷、葫蘆巴、板藍根。
　　這二件事最終都按照他的意見落實了，但也讓我從中吸取了經驗、教訓，特別是藥材產業，由于沒有考慮到外地品種對當地氣候、土壤等條件的適應性，結果給政府和農民都造成了損失。
　　通過這二件事，我懂得了一個干部要敢于擔當，該堅持原則時一定要堅持原則，否則就會造成失誤和損失。
　　所以，當2003年春，在官渡要不要發展黃姜產業這個問題上我們又發生了分歧后，我通過對市場和政策分析，感覺到這個產業的風險和危機，在班子會上，堅決不同意他提出來的由鎮政府擔保貸款，動員農戶貸款發展5000畝黃姜的意見。
　　在我的堅持下，他也放棄了這個意見。當年冬，黃姜市場就全面崩潰，一些租賃土地和靠貸款搞黃姜生產的人戶血本無歸，背上沉重的債務，讓人著實出了一身冷汗。
　　2000年，鄉鎮合并，組織上調他到深河鄉當黨委書記，我則留在合并后的官渡鎮當鎮長。
　　2002年調整鄉鎮領導班子。組織上又調他到官渡鎮當書記，我仍然是鎮長。
　　二個人二次在同一個鄉鎮搭班子共事，這在竹山的干部任用史上也許還是第一次。
　　由于有了第一次共事的相知相識和互相了解，他對我也比較信任和放心了，而且他也在有意識地把我當成他的接班人來培養。就連發生了黃姜產業事件，他也只是在沒人的時候罵了我一句：“你娃子是個二桿子！要是換了別的領導，你娃子也許這一輩子就完了！”
　　但所謂“惺惺相惜”，罵歸罵，事后我還是可以感覺到他對我更加信任和倚重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為人和胸襟。
　　2003年4月30日，時任竹山縣委書記的賀興國到官渡檢查工作，5月1日離開官渡回十堰，第二天在太和醫院檢查出噴門癌晚期，從此就再也沒能回到竹山。
　　在賀書記住院期間，我和帥哥多次去看望他。有一次，賀書記當著我們倆人的面，流著眼淚說：“我最后悔的是當初不知道愛惜自己的身體，如果能讓我恢復健康，就算讓我當叫花子我也愿意！你們可要記住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自己的身體是真的！如果失去了健康，什么都沒有了！”
　　我不知道帥哥當時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自己卻的確是感到如醍醐灌頂、幡然醒悟！
　　回家后，經過反復思考，我做出了影響我一生的二個決定：一是拿出自己半年的工資5000元，為自己買了一套雅戈爾的西服和一雙一千多元的正宗夢特嬌皮鞋。因為在此之前，雖然我也穿過“高檔”衣服和皮鞋，其實都是我自己花幾十元頂多幾百元買的水貨。身上和腳上還從來沒有穿過一千元以上的衣服和鞋子。我想，如果我現在要是也遭遇個意外，一命嗚呼了，那可就太不劃算了。因此從現在開始，該享受的要享受。
　　第二個決定就是要求回縣直去，堅決不在鄉鎮干了。我當時提的要求是到一個好一點兒的單位當個工會主席就行了。為此還專門請人幫我在領導面前說情。
　　請人說情不當領導，這在竹山的干部史上也可能是第一個，而且隨后不久，我又是竹山在職正職領導里第一個主動要求改非的。由此可以看出，我確實是個名符其實的“二桿子”！
　　2003年年底，也是要放年假了，也是大家都聽說開年后帥書記要進縣直，各鎮直機關都借年終總結會和團年之際接鎮領導班子成員吃飯。
　　那一段時間帥哥的心情非常好，每天我們都喝得暈暈乎乎地，晚上倆人就坐在院子里閑聊。
　　每次他都半開玩笑半認真地給我交代一些事情，說哪些工作要這樣做、哪些事情要那樣處理。我每次都裝著認真地聽著，甚至還開玩笑地問他是不是還有哪些女同志要我幫他照顧。每每這個時候，他就板著臉，一本正經地說：“我給你說的是正經事，不是給你開玩笑地”。他那正宗地柳林腔和正兒八經地樣子，常常讓人忍俊不禁。
　　那天晚上我們在財政所吃飯回來，坐在那兒喝茶、閑聊，他又如此這般地給我“辦交代”。我忍不住對他說了實話。我說：“帥哥，那些事恐怕還是會你自己把他負責到底，開年了說不定是我進城，你還會繼續留下來。”他猛然睜大了眼睛說：“真的呀？！你說的是當真的呀？！”
　　看到他那種因為驚詫而顯得有些滑稽的樣子，我強忍住笑說：“真的，我不騙你。”
　　誰知他見我不像是在開玩笑的樣子，頓時就哭了起來。把我嚇了一跳。連忙問他咋回事兒。他邊哭邊說：“你娃子要不得啵，你讓老哥子今后怎么做人呢？”
　　他的話把我弄得莫名其妙，我問他：“我自己要求回城，怎么讓你難做人呢？”
　　他說：“我們倆從梁家開始搭班子，我從梁家走時你沒能當上書記，我從深河走時，給我搭班子的鄉長也沒能當上書記，我二翻身又到官渡和你搭班子，這在當干部里面是從來都沒有過的事。這回我多次找D書記要求，把我安排進城，把你留下來當書記。D書記都已經答應我了的啊，怎么能說變就變了？我心里還在說，我總算扶了一個搭班子的起來當書記了。你這一閃板（竹山方言，“突然變卦”的意思）。知道的會說是你自己要求的，不知道的都會說是我老帥不過人、光踩人——看跟他搭班子的沒有一個能起來當書記的。再啷莫說又有哪個相信是你自己不愿意當書記的啥？！你讓我今后怎么做人呢？你這不是害我嗎？”
　　他的這套說法讓我目瞪口呆，一時也不知道說什么好。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個男人因為我“辜負”了他的期望而為我流淚，我當時也只能無語凝噎！
　　2004年2月12日，組織上正式通知我回縣直工作。2月16日我到新單位報道，他硬要親自把我送到新單位。
　　中午在神農賓館吃飯。他開始只是默默地喝酒，當我敬他酒時。他卻突然說：“你娃子咋要得啵，把老哥子一個人甩在鄉下，自己跑到城里享清福”，說著說著他又哭了起來，    我感到一種濃濃的情誼充盈了我的胸臆，我頓時也淚流滿面！
　　這是我第一次經歷倆個大男人，因為友情而流淚。
　　我們的失態，把當時送我上任的縣委領導W副書記搞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兒。他回去向D書記匯報，說我們兩個人可能對這次安排不滿，有情緒。D書記后來把我叫去問情況。我說那兒是不滿有情緒啊？我們只是在一起共事共出感情了，有點兒難舍難分而已。D書記大為感慨地說：“一般鄉鎮二個一把手之間多少都有點兒矛矛盾盾地，向你們這樣難舍難分地真還少見。難得！難得！”
　　在帥哥的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他有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工作扎實，辦事認真，吃苦耐勞，任勞任怨，頭腦靈活，敢想敢干，待人誠懇。有很強的開拓精神和創新精神。
　　同時在工作之余，他又非常風趣幽默，我們一起創作了很多幽默的段子，雖然大多有些黃、有些庸俗，但仍不乏智慧和才華的亮點，常常令來訪的領導和客人開懷大笑，甚至噴飯，為工作創造了很好的外部環境。
　　在他的帶領下，梁家的工作搞得有聲有色，梁家的領導班子也成為當時鄉鎮最團結和最有戰斗力的班子之一。盡管那時候條件艱苦、物質貧乏，但我們的精神卻十分充實。那段日子，至今還讓人懷念。
　　原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曾經寫了一本書《我向總理說實話》，因為一句：“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震動中央，中央七常委動情批復，他本人也高票當選《南方周未》年度十大人物。
　　其實，身為農村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并沒有在書中反映出農村干部的艱苦危難。如果換一個參照系數，在國家政權基礎——公務員系列中比較的話，我也要套用他的話說一句：“農村干部真苦，農村干部真造孽（“造孽”：竹山方言“可憐”的意思）”!
　　在2000年農村稅費改革以前，當農村人平純收入只有600多元的情況下，卻要負擔農業稅、特產稅、耕地占用稅、契稅、屠宰稅、三提留、五統籌、教育普九達標集資、計劃生育等各種稅費和年人平60個勞動日以上的公用工、義務工，人年平均負擔達到430元以上，農民基本上是入不敷出。
　　這些工作，都落到鄉鎮干部的頭上，所謂“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而每一項工作都是以損害農民利益為基礎，直接與農民切身利益相沖突。因此，鄉鎮干部形象地被稱為：“要錢、要命、要勞力的‘三要干部’”，干群關系極為緊張，農村干部的工作難度和壓力也非常大。
　　且不說在農村鄉鎮政府里的一般干部，就是我和帥哥這樣常常被別人譏為“土皇帝”的一把手，在鄉鎮也經歷過很多常人無法想象的艱難困苦和生與死的考驗：
　　1999年10月27日，梁家鄉發生了震驚全國的“10.27周康林滅門殺人案”（事后才知道，這一天正是帥哥36歲生日）。天池埡村二組村民周康林將鄰居劉成林一家老少三代、男女六人殺害，造成五死一重傷的滅門慘案，驚動了公安部。       
　　事發那天早上，我正和梁家鄉派出所所長余先斌一起從縣城開著派出所的破吉普車到十堰出差。
　　當時我們還沒有手機，只有余先斌有個尋呼機，但沿路信號不好，鄉上一直聯系不上我們。
　　中午時分，我們進入到十堰市區，在柳林賓館正準備登記房間才收到信號，才知道發生了驚天大案。
　　我們連忙往回趕。
　　那天晚上，不僅夜黑如墨，而且很多地方濃霧彌漫，能見度基本為零，需要我下車在前面探路才敢開。等從十堰趕回梁家，已經是第二天早上。
　　從那一天開始到11月3日晚上把周康林抓獲，整整七天七夜，我白天要帶領干部群眾搜山，晚上要到各個山隘、路口檢查布哨情況——哨卡一般都是由鄉干部負責。
　　梁家鄉面積120平方公里，我每天基本上要步行轉一圈。武警戰士和公安民警都還可以睡一會兒，我和鄉政府的一班干部們基本上整日整夜都不能休息，我只是在每天中午抽空休息一、二個小時。
　　11月3號晚上八點多，我從馬峪村回到鄉政府，剛準備吃飯，有消息說在楸木溝發現周康林蹤跡，看情形正在往三棵樹村方向逃竄。
　　三棵樹村有周康林一個姐姐，而且緊挨著竹溪縣的瓦桑鄉。瓦桑鄉山大、林密、人稀，再過去往西南方是陜西的鎮平縣、往東南方是重慶的巫溪縣。一旦周康林逃進了瓦桑鄉，可以說就再也難覓蹤跡了。
　　我飯都沒有顧上吃，馬上組織人員兵分三路：一路沿楸木溝往上攆，一路從過風樓趕到楸木溝的上溝口設卡堵截，我自己親帥三個人開車從樓房村趕到三棵樹村到周康林姐姐家設伏——當時大批人員都還分布在全鄉各地，所謂的三路人馬每一路也就三五個人。
　　車到樓房村梁子頂，怕車燈驚動周康林，我們摸黑步行十幾里路，悄悄摸到周康林姐姐家。
　　那天晚上三棵樹村有一戶人家家中辦喪事，周康林姐姐一家都到事主家捧場，家中沒人。我們悄悄摸到她家廚房的房頂上蹲守著（廚房的房頂是平臺式，也當曬臺用）。
　　11月3號是農歷10月26號，再過5天就是立冬。我們因為開始一路急行軍，身上的衣服都已汗濕。夜半以后，山大、露重、風寒，凍的人直打哆嗦，再加上晚飯也沒吃，又凍又餓，那個滋味真是難以形容、也讓人終生難以忘懷。
　　我們三個人，每人拿了二個大石頭，我的計劃是，一旦周康林來了，我們先每人給他二石頭，然后再撲上去把他制服。
　　一直等到天亮后，才接到消息說周康林已經被抓住了。       
　　后來我們才知道：當天晚上周康林的確是想到他姐姐家來，然后再往巫溪跑的。只是走到半路上肚餓難忍，想到有親戚關系的董先斌家里找點兒吃的，恰遇董先斌家準備殺豬，請來堂兄弟董先國和侄兒董超在家幫忙。他們叔侄三人經過一番斗智斗勇，終于將惡魔制服。
　　事后董氏叔侄三人受到了湖北省見義勇為基金會、十堰市綜治委、十堰市公安局和竹山縣委、縣政府的特殊嘉獎，被授予省、市、縣見義勇為積極分子或先進分子的榮譽稱號。每人層層獎勵了一萬多元，還到香港去旅游了一圈。
　　縣武警中隊和公安刑警大隊都集體榮立二等功，每個單位獎勵五萬元，還有很多個人受到立功嘉獎。
　　而梁家鄉政府卻被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給予黃牌警告，班子成員一年內不得評選表模、不得給予任何獎勵，鄉政府還背上了近十萬元的債務，這對于當時年財政收入不到60萬元的鄉政府來說不啻是雪上加霜，年終靠借款才把干部工資兌現了。
　　到鄉鎮第一年，我和帥哥不僅沒有領到工資，每人還從家里拿二萬元“借”給鄉政府，用于干部年終兌現和償還鄉政府日常開支欠賬。
　　當別人都在忙著總結成績、慶功領獎的時候，我整整在家酣睡了二天二夜才恢復過來。
　　事后我常想：假如那天周康林不到董先斌家去，而是直接到他姐姐家來，我們一定會有一場短兵相接的生死搏斗。以當時的情形來看，我肯定是沖在最前面。周康林隨身帶著殺人兇器，已經是殺紅了眼，而我們都是手無寸鐵。一旦貼身肉搏，誰勝誰負實難預料。如果把他制服了，我就會成為英雄，像董氏叔侄一樣風光，但萬一沒能制服他，我也許就會成為烈士，只能享受死后的哀榮了。
　　但當時，卻的確沒想那么多，一心想地就是：一定要把周康林抓獲歸案，讓他受到法律應有的懲罰。
　　事后據說，有關方面曾要求對我們二個一把手還要給點兒處分，被縣領導以我和帥哥都是初次任職，經驗不足，也不熟悉情況搪塞過去，有關方面才沒再堅持要對我們倆人進行處分。
　　2000年春，我和鄉上幾個干部坐三輪車到樓房村去，車到山頂突然側翻，盡管我當時跳下了車，但其他幾個干部卻都被扣在車底。
　　所幸當時車子是翻在路內泥溝里，車上的人都只是受了一點兒皮肉之傷。如果是翻向路外的懸崖，估計會全軍覆沒。
　　2000年夏，我和耀明在樓房村檢查夏季掛鋤戰，旁晚接到通知要我們連夜趕回鄉政府，第二天開會。
　　當我們走到鄉政府對面的山頂鬼埡子時突遇雷雨，鬼埡子上頓時金蛇狂舞、電閃雷鳴，一道道閃電、一個個炸雷，仿佛就在眼前、就在腳下，讓人心驚膽戰。
　　我當時手上拿了一把帶金屬尖的鋼骨雨傘，突然我感到手上一麻，幾乎是下意識地一下把傘扔了出去，隨即往下一蹲。幾乎就在同時，一道閃電伴隨著一個炸雷落在雨傘上，雨傘頓時變成了一根糊禿禿的鐵棍。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我當時沒有及時把雨傘扔出去的話，我就會變成那根糊禿禿的鐵棍。
　　其實我當時并沒有一點兒防雷電的意識，否則也不會在雷雨里的山頂上打鋼骨雨傘了。
　　第二天聽鄉上本地干部說，鬼埡子那個地方是個雷區，過去已發生過多起雷電打死人和牛羊的事。
　　還是在2000年夏，我和鄉政府一班干部到馬峪河村檢查工作，當我們涉水過馬峪河時突遇山洪暴發，平時只在小腿肚子的河水一下猛漲到齊腰以上，而且水勢渾濁、湍急。身材矮小的副鄉長陳美蓮一下子被洪水沖倒，我眼尖手快，一把把她抓住，巨大的沖力幾乎把我也帶倒——下面不遠處就是馬峪河電站的取水堰道，如果我當時滑到，被沖進了堰道，絕無生還的可能。
　　2000年冬，我們修梁家到竹溪兵營鄉的公路，有一次放炮，一塊足球大的石頭，砸破屋頂落在離我不到一米遠的地方，可以說是與死神擦肩而過。
　　2003年春，我在林家山林場，接到電話說有急事，要我馬上趕回鎮政府。
　　我借了輛摩托車往回趕，路上當我正要超一輛神牛25型拖拉機時，拖拉機為避讓前面路上的一塊大石頭，突然左拐，車廂一下把我和摩托車拍下公路，危機之中我抱住了路邊一棵大樹的樹枝，才幸免于難，而我騎的摩托車卻摔下懸崖報廢了。
　　2002年，當時全縣最大的建設工程松樹嶺電站上馬，首先進行公路改線工程。在近二年的時間里，我親自處理了7起人身傷亡事件。
　　由于當時縣里要求鎮政府全力以赴支持重點工程建設，定的調子是所有糾紛和事故都要鎮政府負責處理。而業主方抱著不哭的娃子，對糾紛和事故甩手不管，都推給鎮政府，卻又不愿意拿錢賠償。稍不如意他們就向縣領導告狀，說地方支持、配合不力（當時我還在由鎮政府負責的官渡新街到梁家的“梁新公路”工程上任指揮長，11.6公里全部由農民一鋤一锨、肩挑背馱地人工干出來。梁新公路與松樹嶺改線工程隔河而建、齊頭并進，兩邊的地質狀況和施工條件都差不多。梁新路只發生了一起沖炮眼沖傷一個民工眼睛的事故，而松樹嶺工程基本上是半機械化作業，卻發生了十幾起人員傷亡事故）。
　　我一方面要維護傷亡方老百姓的權益，一方面還不能影響重點工程建設；既要安撫傷亡方的遺屬，又要幫遺屬向業主方爭取賠償。
　　民間有“最難扯的皮就是‘扯死人皮’”的說法。每次事故少者三五天，最長達半個月。扯起來沒日沒夜。
　　為了幫事故方遺屬爭取到較為合理的賠償，我多次與業主方領導和多位縣領導發生爭吵，得罪了不少人，也使很多領導對我產生看法，認為我不尊重領導、支持配合重點工程建設不力、不聽話、工作能力有問題......
　　2003年我到梁家辦事處檢查夏季掛鋤戰（當時梁家鄉已經撤并給官渡鎮，梁家成了一個辦事處），正遇一家姓X的老百姓為領炸材與鎮干部余杰發生糾紛——他們父子、叔侄三人上工地維修公路，就只拿了二根鋼釬、一張鋤頭，用鋼釬鉆個眼，就要炸藥放炮，甚至出土石方都要用炸藥炸。
　　余杰批評他們太浪費，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雙方開始爭吵，后來撕打，姓X的小伙子照余杰的頭上就是一鋼釬，余杰一閃，沒有砸中腦袋，但把耳朵打破了，鮮血直流，他轉身就跑。
　　沒想到姓X的一家打紅了眼（他們此時的情形，正處于所謂“應激性犯罪”狀況），兒子手上拿著石頭，父親和叔叔一人拿著鋼釬、一人拿著鋤頭，隨后就攆，邊攆邊用石頭砸，嘴里還吼叫著要把余杰“周結了他”（竹山方言“整死他”的意思）。
　　余杰一直跑到梁家辦事處，而他們父子、叔侄三人也隨后攆到了辦事處。其他的人見狀都嚇得紛紛閃避。
　　余杰見到我邊喊：“救命”，邊往我身后躲。那姓X的小伙子隨后攆來，我還沒來得急出聲制止，他掄起手上碗大的石頭就往余杰的頭上砸。情急中我搶上前去一把抓住他拿石頭的手，一個過背摔把他摔倒在地，隨即抽出腰間的皮帶把他捆綁起來。
　　小伙子的父親和叔叔年紀大些、跑的慢些，攆到辦事處時我已把小伙子制服，他們掄起鋼釬和鋤頭就要撲上來打我。我大吼一聲：“誰敢動就把誰抓起來”！
　　可能是被我的氣勢所震懾，也可能是他們認出了我是誰，他們才放下手上的鋼釬和鋤頭，沒有再做進一步的過激行為，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惡性案件。我可以說既救了余杰，也救了姓X的他們兩個家庭三口人。
　　但我當時在摔拿小伙子時把他胳膊擰傷，事后別人掇弄他們到縣里告狀，說我為出公用工捆、打老百姓，把人打傷了。縣里派出紀委和公安局來調查。
　　雖然事后弄清了真相，沒有給我處分，但調查組找我談話，還要我今后“要注意工作方法”（我當時要是“注意”了工作方法，可能余杰就會成為烈士，姓X的三個人也可能至今還蹲在監獄里），我仍然在一些領導心里留下了“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的印象。
　　2003年5月，田家壩鎮（今上庸鎮）暴發了一次流感，短短幾天時間就有653人染病，并且有向周邊蔓延的趨勢，驚動了衛生部。
　　我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采取措施：一是讓學校按學生人數人平收10元錢，用這筆錢一方面對教室和學生宿舍進行殺菌、消毒，另一方面讓鎮衛生院配制預防流感的中藥，要每個學生服用；二是要學校放假，等疫情過后再上學；三是把預防流感的消殺辦法和藥方打印出來，讓學生人手一份，回家后繼續預防；四是安排老師輪流到學生家中家訪、檢查，發現情況及時報告。
　　那一次流感大爆發，官渡鎮周圍的田家、峪口、深河、柳林、洪坪等地都先后中招，致病學生幾千人，醫療、救治費用花了幾十萬，唯獨官渡只花費了5千多元錢就躲過了這一劫，沒有一人染病。
　　但事后，卻有人寫匿名信上訪、告狀，說我一是亂收費，增加群眾負擔，二是未經縣里同意，擅自下令學校放假，干擾了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
　　縣里組織紀委、減負辦、教育局聯合調查組到官渡調查，最后的結論是責成鎮政府退回我安排收取的人平10元的防治費，其它的不予追究——實際上是對我在防治流感事件上所做工作的否定。我沒有功勞，連苦勞都沒有——當然這也與當時正處于農民負擔敏感時期有關。
　　這個事件有點兒像一篇獲獎微型小說里寫得那樣：某縣有X、Y二個年輕干部下派到隔河相望的甲、乙二個鄉鍛煉，二個鄉都飽受水患之憂。X到甲鄉上任后密切聯系群眾，傾聽群眾意見，不等不靠，組織群眾修堤筑壩、興修水利；Y到乙鄉上任后密切聯系領導，經常呆在縣里爭取項目、向領導匯報。后來遭遇洪水，甲鄉由于提前興修了水利工程而安然無恙；乙鄉雖然因為缺乏防范而給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但卻涌現了一大批抗洪搶險模范，受到嘉獎、表彰，Ｙ也因此而提前獲得提拔重用。
　　在我的人生中有幸當了一次這種黑色幽默的主角，不幸的是我卻沒能因此而獲獎。
　　帥哥曾多次搉駁我（“搉駁”，竹山方言“調侃”的意思），說：“你娃子只會聯系群眾，不會聯系領導；老百姓喜歡，領導不喜歡，長期這樣下去是不得行的”。并多次在領導面前替我說好話、幫我做解釋。
　　也有些領導在后來的工作中轉變了對我的看法，說我這個人“犟是犟，但的確能干事”。但仍有一些領導至今對我仍耿耿于懷。
　　然而有些事情只是在事后回想起來才覺得后怕，當時并沒有覺得或者是并沒有意識到艱苦和危險。因為在當時，這些事已經成為了一種生活的常態，我們都已經“習以為常”了。
　　我認為在鄉鎮工作時，最讓人難以承受的其實是喝酒，對人戕害最大的也是喝酒。
　　喝酒，本來是中華民族交流和聯絡感情的一個傳統習俗，所謂“無酒不成席”、“無酒不成歡”、“無酒不成敬意”，甚至出現“領導干部不喝酒，一個朋友也沒有；中層干部不喝酒，一點信息也沒有；基層干部不喝酒，一點希望也沒有；紀檢干部不喝酒，一點線索也沒有；平民百姓不喝酒，一點樂趣也沒有；兄弟之間不喝酒，一點感情也沒有；男女之間不喝酒，一點機會都沒有！”和“感情淺、呡一點，感情深、一口悶，感情鐵、喝出血”的段子。
　　但在鄉鎮，喝酒不僅是社交的需要，簡直就是工作的一部分，不再只是聯絡感情，還是地位、身份、顏面、檔次的標志。成為一種負擔、一種折磨，喝酒的功用和初衷已被扭曲。
　　鄉鎮政府由于是最基層的一級政府機構，擔負著大量的接待任務，除了自身正常的工作聯系外，各級領導、各級機關和部門都要對鄉鎮進行檢查、指導、巡視、調研、督辦、考核......
　　用帥哥的話說：“哪一級領導和部門來的都是爺，來了都要當上親（地方民俗，婚禮時女方送新娘到夫家來的親戚，稱之為“上親”，是婚禮上最尊貴的客人和重點招待的對象。除了在正式婚禮場合外，用在其他場合則就帶有戲謔的意思）招待”。
　　無論是上級、平級還是下級，無論是因公還是因私，無論是聯系工作還是聯絡感情，無論是你上別人的門還是別人上你的門，無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尊、是卑，最終都是用酒說話。可以說在鄉鎮喝酒，只（間）隔過頓（一般是早飯時不喝酒），沒有（間）隔過天。
　　即使好不容易遇到一天沒有客人來的機會，你還要到機關去、到村組去，仍然離不開一個酒字。
　　為了接待，經常是喝吐了轉來繼續喝；喝畢打吊針、打畢吊針繼續喝。
　　我曾經一天喝了五頓酒，每頓都在30杯以上（總量在3斤以上），也曾經一頓喝過80多杯酒（總量在1.5斤以上）。而每醉酒一次，人就像害了一次大病，好幾天都“還不了陽”（竹山方言：打不起精神）。
　　帥哥喝酒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他知道我曾經二次胃出血，經常替我擋酒、解圍。每次我們一起陪客，他都是身先士卒地帶頭喝，并盡量讓我少喝，這就像戰爭年代，為戰友舍身擋子彈一樣。這份情誼，我終身難忘！
　　也許有人會說，那是我們當鄉鎮干部的好喝酒、饞（竹山方言讀“欠”，想、喜歡的意思）喝酒，喝死了活該——事實上也的確有很多人這樣認為。
　　但我要說，這完全是一種惡意的揣度。試問一下，除了少數有酒癮的人外，世上又有幾個人愿意把自己的身體不當一回事兒，喜歡這種不要命的喝酒方式呢？
　　眾所周知，酒對肝損害很大，過量飲酒能損傷肝細胞，導致酒精性肝硬化。據醫學統計，在長期飲酒的人群中，約57.5%的人患有脂肪肝，15%的人會患上肝硬化。長期過量飲酒的人，每日飲酒80—160g（折合1.6兩—3.2兩），肝臟患病的危險程度比正常人高出57倍，超過160g，危險性更高。很多人就是從“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的（摘自“百度文庫”）。而我們當時可以說幾乎每天喝酒都在半斤（250g）以上，對肝臟、對健康的危害可想而知。
　　鄉鎮干部之所以要這樣自虐性地喝酒，一方面與當時人們普遍缺乏健康常識有關；另一方面，也完全是身不由己、迫不得已！
　　我曾多次遇到過鄉鎮一把手不在場他不喝（酒），一把手不喝（酒）他不喝（酒），鄉鎮上其他干部來敬酒不先給一把手敬酒他不喝和要你喝二杯（酒）甚至四杯（酒）他才喝一杯（酒）的領導；
　　我經歷過“你要是誠心想把這事辦成，先把這杯酒喝了再說”、“你要是想把這個項目爭取到手先把這杯酒喝了”和“來，你喝一杯酒給你X萬元錢”；
　　我也遇到過一個縣直部門的領導到鄉鎮來考核某項工作，因為那天有重要接待沒有顧得陪他喝酒而在考核報告中寫一句“對XX工作重視不夠，支持配合不力”的評語；
　　我還得到過“XX勢利眼，只陪大領導喝酒，不把我們這些小蘿卜頭放在眼里”的評價。
　　鄉鎮干部在陪客喝酒時往往說：“我只有舍命陪君子，喝！”看是豪邁，其實是迫不得已。
　　可以說鄉鎮干部是在拿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來陪客，而目的卻只是為了工作、是為了更好地履行他肩上的那一份責任！這其中的辛酸和悲滄沒有經歷過的人是無法體會和理解的。  
　　可以說鄉鎮干部中，絕大多數是把責任和工作視如生命的真漢子，他們是共和國的脊梁！而帥哥就是為了工作而長期高強度地飲酒罹患、積勞成疾，最終英年早逝的受害者之一。
　　我今天在這里所說的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歷史真實事件，當然也還有一些限于篇幅和目前還不方便說的事。比如普九、計劃生育、生物固氮肥事件、梁家河電站改制等等，有可能我今后還會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表達出來。
　　雖然我只在鄉鎮呆了不到六年時間，但完全可以說經歷了艱難困苦和生死考驗。
　　還有很多長期甚至是一輩子都在鄉鎮工作的同志，還不知道他們又經歷了多少驚心動魄的事件，承受了多少辛酸和委屈？！
　　2000年我還在梁家鄉當鄉長的時候，省委組織部一個領導來調研，問起鄉鎮干部的待遇問題，當我告訴他我這個當鄉長的每月工資才一百多元的時候，他死活不相信，后來親自查看了鄉政府財務室干部工資花名冊后才相信。
　　他當時問了我一句話：“你們這么低的待遇，為什么還有人干？”。我沉思半晌才回答：“是黨性，是責任，也是為了生存。從你那個層面看覺得我們的待遇低，但是從一般干部和老百姓這個層面看，我們就還算是不錯的了。你認為沒人愿意干，其實很多人還削尖腦殼想來干這事。不干，連這一點兒工資都沒有，還怎么生存？”
　　那個領導非常感動，晚上吃飯時特意多敬了我四大杯酒，這種喝酒，完全是出于一種感情，我們倆人都一醉方休。
　　但是社會上卻有很多人——包括一些高級領導干部，對鄉鎮干部充滿了誤解，認為鄉鎮干部素質低、作風差，都是些欺壓百姓的罪魁禍首。中央的一些好政策都讓鄉鎮干部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
　　長期以來，鄉鎮干部就是被諷刺、被譏笑、甚至是被譴責的對象和目標。
　　我在這里想告訴大家的是：鄉鎮干部，作為共和國政權大廈的基石，是黨和國家政策以及各級領導決策的落腳點，是公眾情緒和輿論監督的出氣筒，也是黨和國家政策以及各級領導決策失誤的替罪羊！做好了是黨的溫暖、領導英明，出問題了就是鄉鎮干部的責任。
　　鄉鎮干部由于正處在各種社會矛盾的風口浪尖上，干的是最艱苦、最危險的工作，拿的是最低的工資，享受的是最差的待遇。
　　為什么在稅費改革前，在廣大農村出現了那么多農民負擔的惡性事件，而稅改后就一件也沒有了？
　　并不是一稅改鄉鎮干部的素質和能力就提高了，而是當政策和決策出現失誤的時候，鄉鎮干部仍必須嚴格執行這些失誤（因個人素質和能力地差異，鄉鎮干部也具有放大或縮小這些失誤的功能）。而當政治清明，政策和領導英明的時候，鄉鎮干部即使想欺上瞞下、魚肉百姓，也因缺乏土壤和環境而難以得逞。當然在鄉鎮干部里，也存在良莠不齊、害群之馬的問題，但這是一種普遍現象，并不是唯獨只出現在鄉鎮干部群體里。
　　我把這些事寫出來，一方面是為了紀念帥哥和我在鄉鎮工作的那段日子，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機會披露一些鄉鎮干部的真實處境，為鄉鎮干部鳴冤、正名！
　　我今天在這里回憶往事、紀念帥哥，提到當初和帥哥之間的分歧和當時一些工作上的真實情況，并不是為了抬高我自己，也不是想臧否某某人、某某事，而是想如實地再現當初的歷史，反思工作中的得失，為自己、也為后人留下一點兒經驗和教訓——因為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是在這種不斷地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中發展和進步的。
　　我相信帥哥如果地下有知，當不會怪罪于我。也許他還是會責罵我一句：“你娃子是個二桿子！”——我感覺到，就是他的去世，仍然是他在以生命警醒我們要淡泊名利、重視健康、熱愛生活、珍愛生命！
　　在參加帥哥追掉會的時候，我耳朵里聽著縣領導對他生平事跡的介紹和評價，心里卻在想著陶潛的《挽歌》：“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親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以及他的《神釋》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需盡，無復獨多慮”。
　　想起和帥哥之間那些點點滴滴的往事，淚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雙眼，禁不住感慨萬千。
　　而往事也許如煙、也許如歌、也許如酒、也許如詩。我的感慨最終也變成如下詩句：

　　原本參商不相識，
　　梁家官渡兩相聚。
　　并肩譜寫戰友情，
　　患難結成手足誼。
　　艱難困苦一笑過，
　　風霜雪雨共抵御。
　　也有分歧起爭執，
　　也有把酒抒胸臆。
　　曾經親奉洗腳水，
　　曾因分別兩流涕。
　　當時都是尋常事，
　　如今點點成追憶。
　　今日送君駕鶴游，
　　獨留親朋傷別離。
　　人生自古誰無死？
　　來世仍是好兄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