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春節了，每當此時我就會想起1984年的春節，我沒能回家與父母親一起團年的情景，而沉浸于負疚之中。
　　1984的春節對我們家來說有些特別。從1982年開始隨著農村大包干的推行，我們家的經濟狀況在困境中有了一些變化，過年不僅有飯、有肉吃，而且還能添一些時尚的小東西，比如過年添置一筒新碗或一把新筷子，添置一條新的洗臉毛巾，買一塊香皂等，而這在過去，往往只能是母親的一聲聲嘆惜。在這同一時期，年屆六旬的父親背了10多年的冤案徹底平反，恢復黨組織關系，恢復名義，結束了“文革”期間被紅衛兵看管、全家被人疏遠的狀況（我們家不是高干家庭，然而共和國的政治風云并不因為我父親僅是一個農民身份的生產大隊支部書記而遺忘，從“四清”到“文革”累遭審查、武斗），因此我家在經濟上改善的同時，精神上也有揚眉吐氣的感覺，就連久病的母親在這幾年身體似乎也好了許多。1983年8月，我完成了從高中到中專的學業，從財貿學校畢業分配到與我們老家柳林相鄰的洪坪公社供銷社從事會計工作。這都給1984年的春節增加了若干幸福歡樂的期待。
　　我們同胞兄妹十人（五男五女），只有五姐、五弟和我與父母一起生活，其他都已成家，各有單獨的小家庭。人越少是越不能缺席的。
　　臘月二十日，母親讓五弟背著背簍到我所工作的洪坪供銷社，一來讓我買一些過年需要的食品煙酒之類的東西，二來是母親考慮到供銷社節前要搞旺季物資供應很忙，供銷社職工不回家團年是常有的事，落實一下我春節到底能否回家團年以便父母心中有數。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五弟告訴我，母親說今年才參加工作，若領導要你值班的話，看能不能抽空回家團個年再去值班，可見我母親是如此的通情達理！其實我那時雖然已經參加工作，但在心理上、在處人處事上都跟小孩子樣的，對于自己能否回去團年沒有勇氣去找領導爭取或核實，但在心理上還是不忍心放棄回家團年的，加之畢竟供銷社離家只有五六十華里路，我就給五弟說我回家團年。
　　臘月二十六日晚，供銷社開會宣布從二十七日開始，除值班人員外開始放假，放假期間門市部照常營業到臘月三十日，值班名單不僅有我，而且是供銷社值班負責人(供銷社領導和辦公室其他人員都回家過年，由我負責協調供銷社各門市部，各網點值班事宜，負責安排供銷社值班人員團年及生活和節日活動，那時的供銷社沒有什么家屬院，職工要么是農村“半邊戶”，要么家都在外地。一言以蔽之：過年期間我成了供銷社“領導”)。供銷領導怕我有想法，反復解釋，新參加工作的第一年都要值班，這是慣例，供銷社辦公室只留一人值班，非你莫屬了，他們都是這樣過來的，再說你年輕又有文憑也好鍛煉鍛煉！才參加工作的我，讓我值班我那有什么想法。只是當初我只想到可能會值班，卻沒想到要當這個值班“領導”，因為當了“領導”就要在值班期間負全部責任，萬萬是不能擅離崗位回家團年的，更重要的是當時又沒有電話跟家里說明情況，有點左右為難。
　　從二十七天亮開始，我從早忙到晚有做不完的事，也沒有心思想回家團年的事了，臘月三十日晚，我們全體值班人員（約20人）在食堂里吃罷團年飯已是晚九點了！正月初一又帶著門市部值班人員到本鄉農村居住的供銷社領導家拜年（不興送禮，只放鞭炮，這是當地風俗），從初二開始，在本鄉農村居住的職工開始接我們去玩，我們照例只放鞭炮就行了，年過得倒很舒坦。
　　正月初六上班后，領導安排我回家補年假，我才知道父母親一家人等我回家團年從下午2點開始一直等到晚上10點，湯煮爛了，菜冷了又熱，熱了又冷，晚9點母親讓父親和五弟打著火把走3里山路下山到黃土坡梁子（我所在的洪坪公社要沿河邊公路走40華里，然后上山走8華里路才能到我家，站在黃土坡梁子上朝下望，下能看到5華里的山路，能斷續看到河邊公路20華里，如果有人夜晚持火把手電筒走路便能看到）上觀望，沒見到亮光，父母他們才開始吃團年飯。父母沒有責怪我，只是講了他們等我的情況，知道我值班很忙，并且放假期間供銷社沒有出現被盜等事故就放心了，并看到我在單位還有用武之地之地還覺得興慰。
　　1985年之后的幾個春節，我倒是回去了，但我母親的病已很重了，日漸似有歸去的跡象，那幾年每年過年全家都籠罩在不祥的陰影之中，1988年5月，母親65歲時逝世。
　　自此之后，每當過年的時候我就自覺不自覺想起讓父母久等我回家團年的事，到我自己的女兒參加工作后，我們盼她回家過年時這種感覺尤甚。2008年女兒大學畢業應聘在一家省級媒體從事播音主持工作，我當時就說，看來你今年是不能回家過年了，果不出所料，臺領導告訴她，臘月三十下午2時到正月初一上午9時由她值班。不同的是，她用電話提前告知我們了，我與女兒約定，下午兩點整，當我們聽到她聲音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吃團年飯。（圣夫島家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