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走越遠

　　庸，一個古老的方國，一段久遠的文明。庸字之義，已有先輩前賢多方考證分析。筆者對庸字的分析，頗有鸚鵡學舌之嫌。之所以不揣冒昧，強作此文，只是表達對庸國文明的景仰和懷念。若稍稍有些新意，于愿足矣。 
　　張良皋教授考證說，庸字本身就大有可思。其下的“用”字是甬鐘側面圖，其上為人棒杵狀，“庸”字意為敲鐘。一個以鐘為國徽的國家，不僅是音樂大國，而且是冶鑄大國。既是音樂大國，必然能歌善舞；既是冶鑄大國，必然武力強大。能同時證明這兩點的是武王伐紂時庸國的杰出表現。《尚書》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武王伐紂時，庸國率巴師八國相助，為武王建周立下大功。庸國憑借先進的冶鑄技術，軍事力量相當強大。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沖鋒陷陣時，居然歌之舞之！簡直匪夷所思！古代作戰，“擊鼓向前，鳴金收兵”，“金”即“鉦”，一種中空的樂器，古人又曾將大鼓稱為“庸鼓”（《竹山縣志》記載“庸城山”時，也說“庸人昔居其上，置鼓”），這足以引人聯想：發明甬鐘的庸國人，也許正是以美妙的樂器號令部隊，所向披靡，以至于讓人發出“歌舞以凌殷人”的驚嘆呢？ 
　　有歌舞，有樂器，自然便有詩歌。庸國確實是“風雅”之國。據傳《詩經》的編撰者是房縣人尹吉甫，而房縣曾經是庸國屬地。至今，與竹山柳林鄉及神農架林區交界的房縣九道鄉民歌手還在傳唱《詩經·關雎》：“關關雎鳩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攏繡，姐兒見了低下頭……”而廣泛流傳在秦巴山區的“夜鬧鼓”（即漢民族史詩《黑暗傳》）更是庸國“風雅”的活化石。張良皋教授認為，“四詩風雅頌”都與庸國有莫大關系，庸國是《詩經》之源頭。庸國之“風雅”舉世公認，以至于各方國無不傾心向學，附庸國之風雅，遂有附庸風雅之說，以至于產生了“庸”這樣一種文學體裁。1939年版《辭源》釋庸字時指明：庸乃“賦法之一種”。恕筆者學識淺薄，竟不知“庸”這種文學體裁究竟為何物。《華陽國志》中記載了巴地的四首歌謠，其一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養母。”而《詩經》的基本詩體也是四言體。筆者不禁懷疑“庸”這種體裁指的就是四言體詩賦。姑且存疑，特待高明博學之士指教。 
　　庸國“風雅”遠播他國。請看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下里”意為“鄉里”，現在應稱為“鄉下人”，“巴人”自然指的“巴域人”，庸國乃巴師域八國之首，又與楚國相鄰，《巴人》很可能就是來自庸國的歌曲。一曲“下里巴人”，竟成楚國流行歌曲，可見庸國“風雅”影響之廣。 
　　不止文學和音樂，庸國的風俗、人文影響同樣深遠。庸俗一詞，現在指的平常和粗俗，其本意未嘗不是專指庸國風俗。“庸人好巫，端公療疾，其效神驗，乃上古遺風也。”“堯時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茶風源于巴山楚水間”。這些都是古代典籍對庸人習俗的記載，甚至庸國的美女也成了年輕人仰慕的對象。我們且看千古第一“淫詩”——出自《詩經》中《鄘風》里《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戈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平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這是一個青春期少男的白日夢，他邊勞動邊幻想著貴族的大姑娘約他見面，與他幽會，還情意綿綿地把他送到河邊。姜、弋、庸，都是當時貴族姓，這窮小子不會傻到腳踩三只船，總想著大家閨秀吧？他幻想的應該是一個像姜家、戈家、庸家大姑娘那樣漂亮動人的姑娘。莫笑他，鐘情無罪啊。 
　　美女都成了文化，庸國真夠“現代”的。不過這也充分表明，庸國卓而不群，各方附庸風雅，乃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