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廣東惠州男子林某在惠州東江河底打撈起數十噸“烏木”一事，惠州相關官員表示，“如果是烏木，就有經濟價值和考古價值，肯定屬于國家財產。如果經鑒定不是烏木，只是一般的木頭，沒有什么價值，可以歸還給發現者。”
　　依據我國現行的相關法律，江底打撈的“烏木”被認定“屬于國家財產”，并沒有什么問題。但“有價值歸國家，沒價值可歸發現者”表述，顯然又并不十分合理。
　　其一，《民法通則》相關規定，并沒有將“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是否“有價值”，作為認定其“歸國家所有”的前提。其二，按照“所有權”的基本法律邏輯，某項物品究竟歸屬于誰，與該物品是否“有價值”，根本沒有關系。某項物品無論是否“有價值”，都既可能歸國家、也可能歸個人。其三，從一般道德情理角度，這種“有價值歸國家，沒價值可歸發現者”、顯得十分“勢利”的取舍標準，也無形中將政府置于“與民爭利”的尷尬道德境地。
　　不過，盡管并不合理，回到社會現實，但又不得不承認，這種“與民爭利”確實又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做法。如無論是在上述惠州“烏木”事件，還是在此前全國其他許多地方出現的類似“烏木”事件中，均是　　如此。
　　之所以普遍存在“有價值歸國家，沒價值歸發現者”做法，除了利益驅動，從法律源頭角度審視，根源恐怕還在于，目前我們針對“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等無主物所有權歸屬的相關法律規定，仍然并不健全完善。針對各種無主物的所有權認定，現行相關法律奉行的事實上是一種更側重保障“國家所有權”做法，而相應的個人權利則缺乏充分應有的尊重保障，如并沒有明確國際通行的“先占先得”原則，遵循的實際上是“凡是法律規定不屬于個人所有的，一律歸國家的立法邏輯”。如《民法通則》在規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歸國家所有”同時，對于埋藏物的上繳者，僅規定“給予表揚或者物質獎勵”，至于“物質獎勵”究竟怎樣獎勵則并不明確。
　　因此，要想有效化解避免類似“烏木”這樣的所有權爭執糾紛，關鍵還在于，進一步健全完善相關法律，更充分地均衡國有所有權與個人權利間的關系，在充分維護國家所有權的同時，也充分兼顧平衡個人的相關物權，如在上繳“烏木”后，發現者也能享受得到充分物質獎勵的權利，對于一些并不涉及國家所有權的無主物，發現者也能“先占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