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拔能夠為人民服務的干部,最節省最有效的辦法是現成的,就是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浙江溫州市龍灣區組織、人事、監察三部門,于2003年出臺的紅頭文件《關于考錄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子女的補充規定》,被有心人放到網上,引起了新年關于干部人事就業問題的第一波熱議。“公共職位豈能執政群體內部分配?”本是再淺顯不過的當代政治文明規則,被這樣肆無忌憚地公然踐踏,確是惹人憤慨。但正如論者鄭渝川所說,這種事情“具有相當的普遍性”。記得去年某縣新聞出現時,網友們創設了新詞叫“官二代”。其實,也無非權勢階層“世襲罔替”、“裙帶關系”、“換手搔癢”等沉渣泛起,有的只做不說,有的習非成是,不以為恥。我們為什么要制定實行《公務員法》,重要的目的之一,不就是消除這些丑惡現象,公正地從社會各階層選拔干部嗎?
但是,在《公務員法》頒布5周年、公務員制度推行第17年之際,國家公務員局局長尹蔚民日前表示,今后要把招錄有基層工作經歷公務員作為公務員考錄工作的頭等大事,要探索從優秀工人、農民等生產一線中考錄公務員的辦法。這種想法當然是有針對性的,是為了矯正當前干部考錄和選拔中的弊端,比如學歷重過能力,特別是公務員招考幾乎成了從前稱之為“三門(家門—校門—機關門)干部”的天下。相應地,就有諸如四川省丹棱縣的村黨支書楊燭林,通過差額選舉成為縣委委員；某省(恕我忘了)縣委書記直接調入省直機關任職；某省搞省直管縣,縣委書記加半級成副廳局級……之類正面報道。
而在我看來,不論正面、負面,所有這些報道都沒有任何新鮮之處,都是在中國歷史的漩流中打轉轉。門第和權勢世襲、裙帶關系與中國歷史一樣悠久；選用干部不重學歷,破格提拔工人、農民當官員在30年前更是慣例,工人王洪文、農民陳永貴都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呢；而七品縣官,在交通和通信都極不發達的古代,就是中央調配的干部,今日執政蠻荒之地,明日平調成御史上朝堂議大政亦屬尋常風景。要想走出歷史的怪圈,選拔能夠為人民服務的干部,在枝枝節節上搞“創新”,忽左忽右地搞“矯枉”是沒有用的,只能治絲益棼,擾亂方寸。其實,最節省最有效的辦法是現成的,這就是落實中共中央文件提出四大民主(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先說民主選舉。如果在國家和地方最高權力機關有投票權的人大代表,從鄉鎮到國務院各級行政首長的產生,都是民意的結晶,(相應地黨組織領導由黨內民主選舉產生),權為民所授,權力對民意負責,選舉人只管被選舉人的德才是否值得自己信托,政見和政績自己是否滿意,哪會管他的學歷高低,是什么職業出身?說不定一個縣長被選上當了省長,一個優秀“農民企業家”被選上了市長呢,根本用不著誰刻意破格栽培。至于一般的公務員,中國古代叫幕僚、衙役；國外叫職業的“文官”；中國學者把他們區別于“公務員”中選授的長官(政務官),建議叫“事務員”；而不管叫什么就是國家機關雇員而已。國家雇員就像大企業的職員一樣,當然要有它一定的招錄標準。之所以現在特別強調學歷等硬杠杠,我想與我們的高考制度一樣,雖明知有很多弊病,但因為對沒有“關系”的人相對公平,民眾就接受并堅持著。如果“口子”一開,各地自主招考公務員,權勢階層豈不更加無所顧忌地“開后門”?
再說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一個國家,除了戰與和,最重要的決策權是什么?是征稅權和用稅權。用《政府論》作者洛克的說法,一切權力的行使最終都是為了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如果我們的稅賦、預決算能夠公開透明,讓全民參與對國家機關的財務監督,公務員根本不可能想給自己加薪就加到社會平均水平的3倍(據1月6日《北京晨報》),想建豪華辦公樓和“公務員小區”就建,想搞“一元工作餐”就搞；而“與國際接軌”,公務員收入不超過社會的中檔水平,每餐公款招待賬單都要上網……“公務員”還會這樣是中國人必欲得之的香粑粑嗎?
(來源：《南方日報》)
浙江溫州市龍灣區組織、人事、監察三部門,于2003年出臺的紅頭文件《關于考錄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子女的補充規定》,被有心人放到網上,引起了新年關于干部人事就業問題的第一波熱議。“公共職位豈能執政群體內部分配?”本是再淺顯不過的當代政治文明規則,被這樣肆無忌憚地公然踐踏,確是惹人憤慨。但正如論者鄭渝川所說,這種事情“具有相當的普遍性”。記得去年某縣新聞出現時,網友們創設了新詞叫“官二代”。其實,也無非權勢階層“世襲罔替”、“裙帶關系”、“換手搔癢”等沉渣泛起,有的只做不說,有的習非成是,不以為恥。我們為什么要制定實行《公務員法》,重要的目的之一,不就是消除這些丑惡現象,公正地從社會各階層選拔干部嗎?
但是,在《公務員法》頒布5周年、公務員制度推行第17年之際,國家公務員局局長尹蔚民日前表示,今后要把招錄有基層工作經歷公務員作為公務員考錄工作的頭等大事,要探索從優秀工人、農民等生產一線中考錄公務員的辦法。這種想法當然是有針對性的,是為了矯正當前干部考錄和選拔中的弊端,比如學歷重過能力,特別是公務員招考幾乎成了從前稱之為“三門(家門—校門—機關門)干部”的天下。相應地,就有諸如四川省丹棱縣的村黨支書楊燭林,通過差額選舉成為縣委委員；某省(恕我忘了)縣委書記直接調入省直機關任職；某省搞省直管縣,縣委書記加半級成副廳局級……之類正面報道。
而在我看來,不論正面、負面,所有這些報道都沒有任何新鮮之處,都是在中國歷史的漩流中打轉轉。門第和權勢世襲、裙帶關系與中國歷史一樣悠久；選用干部不重學歷,破格提拔工人、農民當官員在30年前更是慣例,工人王洪文、農民陳永貴都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呢；而七品縣官,在交通和通信都極不發達的古代,就是中央調配的干部,今日執政蠻荒之地,明日平調成御史上朝堂議大政亦屬尋常風景。要想走出歷史的怪圈,選拔能夠為人民服務的干部,在枝枝節節上搞“創新”,忽左忽右地搞“矯枉”是沒有用的,只能治絲益棼,擾亂方寸。其實,最節省最有效的辦法是現成的,這就是落實中共中央文件提出四大民主(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先說民主選舉。如果在國家和地方最高權力機關有投票權的人大代表,從鄉鎮到國務院各級行政首長的產生,都是民意的結晶,(相應地黨組織領導由黨內民主選舉產生),權為民所授,權力對民意負責,選舉人只管被選舉人的德才是否值得自己信托,政見和政績自己是否滿意,哪會管他的學歷高低,是什么職業出身?說不定一個縣長被選上當了省長,一個優秀“農民企業家”被選上了市長呢,根本用不著誰刻意破格栽培。至于一般的公務員,中國古代叫幕僚、衙役；國外叫職業的“文官”；中國學者把他們區別于“公務員”中選授的長官(政務官),建議叫“事務員”；而不管叫什么就是國家機關雇員而已。國家雇員就像大企業的職員一樣,當然要有它一定的招錄標準。之所以現在特別強調學歷等硬杠杠,我想與我們的高考制度一樣,雖明知有很多弊病,但因為對沒有“關系”的人相對公平,民眾就接受并堅持著。如果“口子”一開,各地自主招考公務員,權勢階層豈不更加無所顧忌地“開后門”?
再說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一個國家,除了戰與和,最重要的決策權是什么?是征稅權和用稅權。用《政府論》作者洛克的說法,一切權力的行使最終都是為了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如果我們的稅賦、預決算能夠公開透明,讓全民參與對國家機關的財務監督,公務員根本不可能想給自己加薪就加到社會平均水平的3倍(據1月6日《北京晨報》),想建豪華辦公樓和“公務員小區”就建,想搞“一元工作餐”就搞；而“與國際接軌”,公務員收入不超過社會的中檔水平,每餐公款招待賬單都要上網……“公務員”還會這樣是中國人必欲得之的香粑粑嗎?
(來源：《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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