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中國GDP曾占全球1/3，美國僅1.8%。1894年，兩國命運卻閃電換位。根源何在？

誰抓住工業革命浪潮，誰就掌握命運主動權。

200年后的今天，當AI、核聚變、量子計算、區塊鏈重構全球競爭規則，新工業革命的“劇本殺” 再度開演。 1月13日，在湖北日報主辦的2025年中國湖北財經風云榜現場，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燕生指出，當前的大國較量，是科技、產業與金融的“立體較量”。

這場“立體較量”中， 作為中國經濟大省， 湖北經濟與國家經濟同頻共振。而 湖北的發展方向與路徑，也與這一輪新工業革命高度契合。

肩負支點建設戰略，湖北該如何圍繞 產業、創新和金融三個維度，以更深遠的視野，找標桿、上臺階？

張燕生建議： 對標東京灣、紐約灣、舊金山灣世界“三大灣區”，推動 支點建設邁上“三個臺階”。

“這或許是湖北支點建設的歷史性機遇。”

0 1

科技、產業、金融的“立體較量”

面對大國關系深刻調整、全球化進程遭遇逆風、科技領域出現“脫鉤”風險的外部環境，張燕生的觀點是： 高風險期，往往蘊藏著最大機遇。

張燕生指出，未來5至10年，我們將面對中美之間涵蓋科技、產業與金融的全方位競爭。這不僅是技術或市場的比拼，更是持續抗壓、愈戰愈強的國家韌性與制度底氣的考驗。

在這樣的背景下，湖北的支點建設充滿挑戰，更充滿機遇。 而世界“三大灣區”，分別給湖北提供了一個世界樣本。

張燕生（劉柳｜攝）

從產業維度，對標東京灣 ， 邁上 第一臺階。

產業競爭直接關乎經濟韌性與全球價值鏈主導權。美國正通過“友岸外包”、供應鏈重組等方式，推動關鍵產業回流與盟友體系化布局，試圖削弱中國制造優勢。

而中國則依托超大規模市場與全產業鏈基礎，加速構建自主可控的現代產業體系，在新能源、數字經濟等領域強化全球協作與標準輸出，重塑國際分工新格局。

東京灣作為支撐日本經濟發展的核心 區域， 以‌京濱工業帶‌和‌京葉工業帶‌為核心，形成了以高端制造業為根基的產業格局。 該區域匯聚了索尼、日產汽車等眾多世界500強企業總部，為制造業升級提供了堅實基礎。‌

此外， 東京灣的現代生產性服務業也高度發達， 港口物流、金融、專業服務等要素，通過 東京港、橫濱港等 六大港口 與全球市場緊密連接， 承擔著日本全國約‌40%‌的集裝箱貨量吞吐量，形同“海上大動脈”。

對標東京灣， 湖北 核心是要推動先進制造業與現代生產性服務業深度融合，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這需要金融業聚焦實體經濟，為產業融合提供精準服務。

在空中拍攝的美國紐約曼哈頓中城（圖 |《環球》雜志）

從金融維度，對標紐約灣，邁上 第二臺階。

金融競爭是資源配置能力與規則影響力的深層博弈。 金融實力不僅決定著科技研發能否獲得持續、穩定的投入，也影響著國際合作的高度與黏性。

美元體系仍是美國維持全球霸權的核心工具，而中國正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積極培育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并通過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多邊機制，逐步拓展國際金融合作網絡。

紐約灣區的傳統優勢在于其全球金融、資產管理、港口物流以及多中心都市經濟結構。作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紐約長期吸引銀行、對沖基金、資產管理公司集聚，為全球資本提供定價、交易、風險管理服務。

此外，紐約港口、長島及哈德遜河沿岸的物流體系也為其提供了地理聯通的基礎。服務、資本、貿易三大部分形成的有機結構使紐約灣區在全球化時代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

‌近代武漢，曾是 僅次于上海的全國第二大金融中心 。‌ 1861年漢口開埠后，外資銀行率先入駐，至1925年，武漢聚集了中外銀行、錢莊、保險公司等258家機構，一時間“駕乎津門，直追滬上”。 ‌民國時期，武漢的金融影響力持續顯著。‌1949年前，武漢繼續保持全國金融中心地位， 漢口有“東方芝加哥”之稱，江漢路一帶被稱為“漢口華爾街”。 對標紐約灣， 湖北 重點是要做強現代金融與多層資本市場體系，重振武漢國際大都市地位。

從科技創新維度，對標舊金山灣，邁上 第三臺階。

科技競爭直接關乎產業制高點和國家安全優勢。美國正試圖通過出口管制、技術封鎖等方式，遏制中國在人工智能、半導體、生物科技等關鍵領域的發展。

而中國則以新型舉國體制為依托，全力推進自主創新鏈建設，積極參與乃至引領國際技術標準與數字規則制定，爭奪未來發展主動權。

位于美國加州的舊金山灣區，是全球知名科創中心硅谷所在地。 惠普、英特爾、蘋果、思科、甲骨文、谷歌、“元”公司、X公司（前身為推特）、特斯拉、英偉達、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等世界知名科技公司在這里生根發芽，開枝散葉，坐擁數萬億美元市值。

在全球經濟版圖上，舊金山灣區是一個獨特的存在。這里并非傳統工業中心，卻連續70年引領科技變革。從20世紀50年代的半導體芯片制造、80年代的個人電腦、90年代的互聯網，到2010以來的移動應用與社交媒體，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AI）時代，舊金山灣區一直是全球排名首位的地區“創新 經濟體 ”。

創新資源是湖北的核心資源，科技優勢是湖北的戰略優勢。 對標舊金山灣，湖北關鍵是要構建一流的研究型大學、集聚頂尖人才、形成高水平科技集群，強化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的原始創新、應用基礎研究與關鍵共性技術研究。

蘋果公司總部Apple Park，位于舊金山南部的硅谷（資料圖）

在張燕生看來， 觀察中美競爭的指標有很多 ， 但 通俗來講：就是看兩國未來五年經濟總量誰增速更快、誰的生產效率更快、誰的企業更賺錢。

這其中，全要素生產率代表“看不見的進步”，比如技術進步、管理優化、制度創新等，這是角逐的關鍵點。對于湖北來說，吸引全球優質科技資源、產業資源仍然是提升自身全要素生產率的一項重要舉措。

“一只眼看湖北，一只眼看世界。” 當前，全球供應鏈格局正在重塑，“脫鉤”“去風險”等態勢帶來諸多不確定性，跨國公司往往陷入兩難：既要符合美國的長臂管轄與合規要求，又不想失去龐大的中國市場。

對湖北和武漢而言，這恰恰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難得的戰略機遇—— 可積極吸引跨國公司將尚未落戶中國的研發中心、技術中心、設計中心、專業服務中心及財務核算中心等高端功能布局于此，逐步構建起既銜接國際規則、又深度融入中國市場的產業生態體系。

湖北擁有顯著的科教優勢、產業基礎與區位條件，完全有能力成為跨國公司在華布局高附加值環節的重要承載地。通過打造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構建高效協同的金融支持體系，湖北不僅能提升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也將為中國在科技—產業—金融立體競爭中贏得更多主動與空間。

0 2

工業革命：大國崛起的 “勝負手”

1820年，美國經濟規模僅占世界的1.81%，而中國占比高達32.9%。然而美國牢牢把握住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在1894年一躍成為世界工業巨頭，德國也同步崛起為歐洲工業中心，傳統強國英法則相對式微。

這段歷史深刻揭示：能否抓住工業革命的浪潮，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命運走向。

第一次工業革命以蒸汽機和機械紡織為標志，英國建立起稱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國”。

第二次工業革命以電力的發明和廣泛應用為核心標志，美國和德國登頂世界工業強國。

第三次工業革命以計 算機、信息技術和原子能為核心，美國通過硅谷生態、軍事科技投入與全球金融體系，鞏固了其科技與經濟領導力；日本、德國也在半導體、汽車制造等領域躋身世界前列。

今天 ，同樣的劇本卷土重來，只是角逐的賽道換成了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核聚變和區塊鏈。

1月13日，情景劇《科創路上的金融暖陽》在2025年（第六屆）湖北財經風云榜活動上演出。 （荊金｜攝）

“新工業革命是支點建設的最大機遇。” 張燕生說，美國推出“新創世紀計劃”，對標昔日曼哈頓計劃，舉全國之力發展人工智能、核聚變、生物技術，意圖掌控未來算法與標準制定權。

中國則全面推進數字中國戰略，依托新型舉國體制加速科技創新。“我們這一代人，正在親身經歷這場將深刻改變中國、改變世界、也改變每個人未來的偉大變革。”

這些技術正在像“水電氣”一樣，成為新時代的基礎設施，改變著各行各業的運行邏輯。誰掌握這些技術，誰就能掌握未來發展的主動權。反之，就會被時代所淘汰，一個人、一個行業、一個國家，皆是如此。

湖北作為全國科教重鎮，擁有超90位院士、130余所高校、200萬在校大學生、3600家科研機構和35萬研發人員——這是湖北最寶貴的“家底”，也是應對新工業革命的最大底氣。 如今，腦機接口、高速磁懸浮等前沿科技，正在這片創新熱土上悄然孕育、破土成長，必將在強國復興路上承擔更大的責任。

0 3

金融不給力，科技就是“PPT造車”

經濟學家希克斯說，無論是在歷史還是現代，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英國鐵路狂飆的年代，倫敦證券交易所同步誕生；美國電氣時代，JP摩根給愛迪生打出“無限子彈”；深圳華強北的電子產品能席卷全球，背后站著中小板、創業板和一夜之間長大的創投機構。

技術若缺了資本，就像引擎缺了油，轟隆幾聲便偃旗息鼓。

張燕生說，工業革命與金融革命是相互依存、共同演進的“雙螺旋”。金融革命通過資本集聚、風險分散和信用創造，為工業革命提供關鍵支持。

華中小龜山金融文化公園（薛婷｜攝）

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建設‌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標志著我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布局的重大調整，旨在通過區域擴圍強化原始創新策源能力和產業引領作用，為科技強國建設和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戰略支撐。上述三個地區也是我國金融“三極”（北京、上海、香港和深圳）。

從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到省部級專題研討班系統闡述發展路徑，再到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部署，金融高質量發展已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支柱。

放眼全國，湖北雖坐擁突出的科教與區位優勢，但在產業厚度、科技成果本地轉化率、對初創團隊的吸引力等方面，仍與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存在差距。 金融對科技創業和成果轉化的支撐力度，亦有待進一步強化。

俯瞰坐落在光谷科創大走廊沿線的武漢未來科技城（ 魏錸｜攝）

在張燕生看來，站在新工業革命與金融變革交匯的歷史關口，湖北必須回答好這樣一道“必答題”： 如何圍繞科技自立自強、產業轉型升級、區域協同發展“三大支柱”，加快金融創新，構建支持科技創新的長效投入機制，讓金融活水更精準地澆灌實體經濟，從而在新一輪競爭中贏得主動、贏得未來。

以去年剛剛上市的禾源生物為例，其“稻米造血”技術，是湖北生物科技前沿的代表。在其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關鍵階段，銀行創新性地提供了輕資產、信用便利的金融支持。同時，地方政府以高效服務全程護航，全力推動企業完成上市進程，共同鋪就了這條“科技-金融-產業”融合發展的成長路徑。

0 4

三大命題， 湖北必答

面對呼嘯而來的新工業革命浪潮，張燕生指出，湖北支點建設面臨三個命題。

一是破解 “索洛生產力悖論”。 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提出：“盡管計算機已無處不在，但它們在生產率統計中卻難覓蹤跡。”這句略帶諷刺的表述，精準點出當時信息技術革命的痛點——即便信息通信技術迅猛普及，整體經濟生產率卻未同步顯著提升，這一現象后來被學界命名為“索洛悖論”。

今天，湖北大力發展的AI、大數據等前沿科技，絕不能只是展廳里的炫酷演示或新聞報道里的熱詞。關鍵要看它們是不是真的幫工廠提高了效率、幫企業創造了更多價值。 簡言之，創新不能“只開花不結果”，必須實實在在地提升生產力。

第二要平衡創新應用與生態構建。 不能只盯著培育幾個AI“獨角獸”企業。更重要的是，要打造一片適合所有創新種子生長的“熱帶雨林”。這意味著，在推動技術落地應用的同時，必須構建一個開放、共享、共贏的創新生態，吸引全球的伙伴和人才一起來“澆水施肥”，共同把蛋糕做大。

第三要協調監管與市場活力。 監管就像馬路上的交通規則。歐洲的監管過于嚴格，好比在每個路口都設置重重路障，雖然安全，但車流（創新）基本就堵死了；美國則相對寬松，好比只畫了基本的車道線，車子跑得快，但事故風險也高。

湖北需要探索一種更智慧的“交管模式”：既設定清晰的安全“紅綠燈”和“斑馬線”，保障基本秩序；又為新技術、新模式的“新車型”留出專用車道和試駕空間，激發市場活力。

漢口西北湖金融區（資料圖）

當前，全球產業鏈正在“洗牌”。 湖北作為內陸開放高地，正努力打造一個既安全規范、又充滿機遇的“雙循環”加油站。 目標是為所有企業，無論是本土的還是跨國的，提供一個能同時對接中國巨大市場和全球創新資源的理想平臺，幫助企業在復雜的國際格局中行穩致遠。

張燕生說，湖北、武漢及全體金融從業者，需以全球視野、歷史視野、開放視野，立足三大支柱（現代化產業體系、現代金融與多層資本市場體系、現代科技創新體系），攀登三個臺階，在新工業革命與大國競爭的時代背景下，為湖北支點建設、中華復興作出歷史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