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卿
正值春意萌動山野,芽苞蓄勢稍頭的早春,一位平日不太聯系的兒時伙伴兒忽的給我發來邀約:老兄,都已兩鬢著霜,聚聚?!
聚攏,一桌初中同學。酒酣耳熱之后,話匣子再也無法扎住,話題到底是什么時候落腳到幾位老師身上的,事后我還真的無從憶及。
我這人生來偏執,即使對待教師的態度,雖然自己本身就是其中一員,內心卻并不認同什么高尚職業的說法。具體說來,我不會因為你是我的老師我就尊重你,我之尊重老師是有前提的,即你這個老師必需具有讓我尊重的內涵(當然,現實中的我也從不要求學生尊重于我,尊不尊重完全取決學生自發)。由此,我就在一眾被評述的老師中回想起自己特別敬重的一位——張新民老師。
我與張老師的交集源于我即將進入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當時,由于歷史原因,我家早已被那些所謂“根正苗紅”的人強行逼遷到一腳踏仨行政區的偏遠小山村,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間搖搖欲墜的破土屋內。
那是一個烈日炎炎的夏日午后,秋季開學報名已然過去兩天,我正獨自一人在家剁豬草,忽地聽到門外傳來一個陌生的異鄉人聲音:“王茂華——華娃子在家不?”
循著聲音,我半舉著手中的菜刀向門口望去,一個精干的中年人出現在我家歪斜的木門框中。
就像沒有反抗能力的蝸牛,自幼沒娘缺乏親人庇護的我,自我保護意識歷來強烈:“找他干啥?上坡挖黃姜去了。”
“哦呵,你這娃兒還不老實呢!上坡挖黃姜的應該是你哥,你不就是華娃子嘛,哄得了我?”來人呵呵笑道,“不錯,不錯,這么小就有這等心計,嗯,不錯。”
我從未想過撒謊還能被人夸獎,臉頰一下就紅到脖子根兒,再不言語,只是拿眼睛警惕的盯著對方。
“別怕,華娃兒,有些事兒你可能還不知道,我和你家可是老交情呢。”稍事停息,他又接著說道,“你是廟溝村小今年考到大溝小學成績最好的學生,我是來通知你去報名的張老師。你伯還沒回來吧?給他說,就說我說的,明天無論如何要你去學校報名。”
如果說家徒四壁是窮,當時我家連四壁都是別人的。回家后的父親聽完我的敘述,說:“我已經遇到張老師了。看來,這書還只能讓你讀。”直到這時我才明白,在此之前,父親早已打了讓我輟學的主意,“按說,你們兄弟兩個,我只有供一個讀書的能力,你哥大些,成績還好,老師說有前途,我只能供,沒想到張老師說你的成績比你哥還要強得多,唉,誰讓家訪的竟然是他呢。”
隨后,父親給我講了張老師與我家的一點兒淵源……
張老師是丹江人,應該是十七八歲的時候,他師范畢業便被分配到吉魚任教。那時候竹山解放還不久,土改政策尚未落地,我家尚住在自家的老屋——官渡河畔的吉魚石院墻。由于我爺爺是當地有名的兩棲農民,平日種地,閑時組織人放排販山貨下老河口,過四川挑鹽,家里還在鹽大路上開著一家飯鋪子,是當地響當當的能人,因而家里房屋相當多,條件還很不錯。
張老師到吉魚時,父親尚且年幼,我家還是爺爺當家,便在我家落腳小住了幾天,因而結下淵源……
看張老師在我家落魄到這等田地還專程為我讀書一跑就是二十幾里山路,本來不想讓我讀書的父親,再也不便說話,第二天就讓我到大溝小學報到了。
貧窮本身無罪,可它卻能催生出萬般的罪惡。那個時候,自家日子苦,學校的日子則比家里還要苦:糧食得學生從自家帶,菜說是自己帶卻基本沒有,柴禾要學生自己上山砍,飯是學生排值日做……更為要命的,學校往往還要受到周邊環境的鉗制,比如燒柴。學校本來是有柴山的,可那地方卻不僅山高路陡,而且長年砍伐所剩柴禾也不多,一個學生用上一天的時間,還難以砍回三幾十斤柴。沒辦法,學校只好和當地大隊(相當于現在的行政村)商量:就近給學校劃定一個砍柴的山場。沒想到,這再次劃定的柴山很快便成為當地潑皮向學校滋事的由頭。清晰記得一次砍柴返回的半道上,我們體弱力小走在后面的學生突然聽到前面傳來一陣嘈雜的聲音,遂摔掉柴禾涌上前去。山地里,一位年輕教師已經與學校邊兒上的一個潑皮扭打在一起,原來這潑皮要對學生砍的柴禾玩兒“截胡”。
看到倆人激烈而血腥的打斗場面,我們學生都傻眼了,瑟縮在那里不敢動彈。為學生安全著想,張老師本來一直走在隊伍的最后。得到消息后,他飛奔上前,面對歇斯底里的潑皮,只聽他一聲斷喝:“又是你個潑皮,給老子滾!在這兒攪和啥?有你說話的分嗎?再敢動一指頭兒,老子讓全校學生把你砸成肉泥!”
說來也怪,剛剛還無恥霸咧的潑皮立馬蔫兒了,轉眼便跑得沒了影蹤。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張老師爆粗口,而正是這一粗口,讓我看到了一個爺們兒——一個可供全校師生寄放靈魂的純爺們兒——時至今日,每每聽到《好漢歌》,我的腦際還會浮現出那個滿臉怒氣,一身正氣的教師形象。
記得我認識張老師時,他便是校長,可是,他卻從不因自己是校長而少帶一點兒課。我從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一年級,與他師生四年(當時小學五年制),他始終帶著我的數學。
與現在教學設備先進,資源配備齊全不同,那時候,學校幾乎沒有什么教學用品可以憑依。張老師的數學課只有三件教具:圓規、量角器和三角板。然而,就是依憑這三件教具,他硬是讓我理清了當年教學中的所有數量關系,以至小升初考試的時候,100的卷面我硬是考出了99.5分的好成績。這成績,就是放在教育高速發展的今天,也絕對稱得上一流。寫到這里,我不由想起自己在后來學習樂理知識時,音樂老師曾經教導過我的一句話:“能用最少元素譜出最佳樂曲的人,才是真正的音樂家。”張老師就是這樣一個行走在教學一線的音樂家。
可惜的是,由于家庭條件所致,我到底還是于初一結束之后被家人強行輟學了。兩年后,當我再度回到峪口中學,張老師已然調離峪口。本以為此生與張老師再無交集,不意這次同學的再聚首卻得知,老師的85歲壽辰就在近日,遂草草落筆,寫成一篇短文,聊作獻給老師的生日禮物。
正值春意萌動山野,芽苞蓄勢稍頭的早春,一位平日不太聯系的兒時伙伴兒忽的給我發來邀約:老兄,都已兩鬢著霜,聚聚?!
聚攏,一桌初中同學。酒酣耳熱之后,話匣子再也無法扎住,話題到底是什么時候落腳到幾位老師身上的,事后我還真的無從憶及。
我這人生來偏執,即使對待教師的態度,雖然自己本身就是其中一員,內心卻并不認同什么高尚職業的說法。具體說來,我不會因為你是我的老師我就尊重你,我之尊重老師是有前提的,即你這個老師必需具有讓我尊重的內涵(當然,現實中的我也從不要求學生尊重于我,尊不尊重完全取決學生自發)。由此,我就在一眾被評述的老師中回想起自己特別敬重的一位——張新民老師。
我與張老師的交集源于我即將進入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當時,由于歷史原因,我家早已被那些所謂“根正苗紅”的人強行逼遷到一腳踏仨行政區的偏遠小山村,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間搖搖欲墜的破土屋內。
那是一個烈日炎炎的夏日午后,秋季開學報名已然過去兩天,我正獨自一人在家剁豬草,忽地聽到門外傳來一個陌生的異鄉人聲音:“王茂華——華娃子在家不?”
循著聲音,我半舉著手中的菜刀向門口望去,一個精干的中年人出現在我家歪斜的木門框中。
就像沒有反抗能力的蝸牛,自幼沒娘缺乏親人庇護的我,自我保護意識歷來強烈:“找他干啥?上坡挖黃姜去了。”
“哦呵,你這娃兒還不老實呢!上坡挖黃姜的應該是你哥,你不就是華娃子嘛,哄得了我?”來人呵呵笑道,“不錯,不錯,這么小就有這等心計,嗯,不錯。”
我從未想過撒謊還能被人夸獎,臉頰一下就紅到脖子根兒,再不言語,只是拿眼睛警惕的盯著對方。
“別怕,華娃兒,有些事兒你可能還不知道,我和你家可是老交情呢。”稍事停息,他又接著說道,“你是廟溝村小今年考到大溝小學成績最好的學生,我是來通知你去報名的張老師。你伯還沒回來吧?給他說,就說我說的,明天無論如何要你去學校報名。”
如果說家徒四壁是窮,當時我家連四壁都是別人的。回家后的父親聽完我的敘述,說:“我已經遇到張老師了。看來,這書還只能讓你讀。”直到這時我才明白,在此之前,父親早已打了讓我輟學的主意,“按說,你們兄弟兩個,我只有供一個讀書的能力,你哥大些,成績還好,老師說有前途,我只能供,沒想到張老師說你的成績比你哥還要強得多,唉,誰讓家訪的竟然是他呢。”
隨后,父親給我講了張老師與我家的一點兒淵源……
張老師是丹江人,應該是十七八歲的時候,他師范畢業便被分配到吉魚任教。那時候竹山解放還不久,土改政策尚未落地,我家尚住在自家的老屋——官渡河畔的吉魚石院墻。由于我爺爺是當地有名的兩棲農民,平日種地,閑時組織人放排販山貨下老河口,過四川挑鹽,家里還在鹽大路上開著一家飯鋪子,是當地響當當的能人,因而家里房屋相當多,條件還很不錯。
張老師到吉魚時,父親尚且年幼,我家還是爺爺當家,便在我家落腳小住了幾天,因而結下淵源……
看張老師在我家落魄到這等田地還專程為我讀書一跑就是二十幾里山路,本來不想讓我讀書的父親,再也不便說話,第二天就讓我到大溝小學報到了。
貧窮本身無罪,可它卻能催生出萬般的罪惡。那個時候,自家日子苦,學校的日子則比家里還要苦:糧食得學生從自家帶,菜說是自己帶卻基本沒有,柴禾要學生自己上山砍,飯是學生排值日做……更為要命的,學校往往還要受到周邊環境的鉗制,比如燒柴。學校本來是有柴山的,可那地方卻不僅山高路陡,而且長年砍伐所剩柴禾也不多,一個學生用上一天的時間,還難以砍回三幾十斤柴。沒辦法,學校只好和當地大隊(相當于現在的行政村)商量:就近給學校劃定一個砍柴的山場。沒想到,這再次劃定的柴山很快便成為當地潑皮向學校滋事的由頭。清晰記得一次砍柴返回的半道上,我們體弱力小走在后面的學生突然聽到前面傳來一陣嘈雜的聲音,遂摔掉柴禾涌上前去。山地里,一位年輕教師已經與學校邊兒上的一個潑皮扭打在一起,原來這潑皮要對學生砍的柴禾玩兒“截胡”。
看到倆人激烈而血腥的打斗場面,我們學生都傻眼了,瑟縮在那里不敢動彈。為學生安全著想,張老師本來一直走在隊伍的最后。得到消息后,他飛奔上前,面對歇斯底里的潑皮,只聽他一聲斷喝:“又是你個潑皮,給老子滾!在這兒攪和啥?有你說話的分嗎?再敢動一指頭兒,老子讓全校學生把你砸成肉泥!”
說來也怪,剛剛還無恥霸咧的潑皮立馬蔫兒了,轉眼便跑得沒了影蹤。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張老師爆粗口,而正是這一粗口,讓我看到了一個爺們兒——一個可供全校師生寄放靈魂的純爺們兒——時至今日,每每聽到《好漢歌》,我的腦際還會浮現出那個滿臉怒氣,一身正氣的教師形象。
記得我認識張老師時,他便是校長,可是,他卻從不因自己是校長而少帶一點兒課。我從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一年級,與他師生四年(當時小學五年制),他始終帶著我的數學。
與現在教學設備先進,資源配備齊全不同,那時候,學校幾乎沒有什么教學用品可以憑依。張老師的數學課只有三件教具:圓規、量角器和三角板。然而,就是依憑這三件教具,他硬是讓我理清了當年教學中的所有數量關系,以至小升初考試的時候,100的卷面我硬是考出了99.5分的好成績。這成績,就是放在教育高速發展的今天,也絕對稱得上一流。寫到這里,我不由想起自己在后來學習樂理知識時,音樂老師曾經教導過我的一句話:“能用最少元素譜出最佳樂曲的人,才是真正的音樂家。”張老師就是這樣一個行走在教學一線的音樂家。
可惜的是,由于家庭條件所致,我到底還是于初一結束之后被家人強行輟學了。兩年后,當我再度回到峪口中學,張老師已然調離峪口。本以為此生與張老師再無交集,不意這次同學的再聚首卻得知,老師的85歲壽辰就在近日,遂草草落筆,寫成一篇短文,聊作獻給老師的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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